我们应该关注这种运动，尤其是把这种并购运动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并购热潮之后的家电行业里来看，感觉一下，家电业的第二轮重组已经开始了。

　　中国家电最大的一轮并购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主要并购者主要是大的彩电制造商。在这个频繁的大的并购期内首先到来的是同品并购，在此之后，并购的触角延伸到其他的产品门类，然后一个个产品线比较丰富的家电集团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差不多5年左右的时间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家电巨头。

　　第一个并购期正处在中国家电卖方时代的末期。在这样的时代，产能是最关键的，只要拥有产能就足够了，在这个时期竞争力的根本是产能形成的规模实力。这种并购看起来是按照一定的市场因素来操作的，其实，这种并购更像在所谓的强大市场竞争力支持下出现的一种地方政府的“规模凉拌菜”，或者说也是一种打造产能的规模工程。

　　这一并购期只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产能问题，企业的产权问题被搁置起来。在并购方的母公司都没有科学的产权安排下，这种并购的危险性显得更大。这样并购的粗放性一直被掩盖，原因是卖方市场有足够的市场容量来纵容我们的企业的粗放经营。到目前看，大的家电集团并购的一些企业都成了集团的包袱，现在有开始纷纷的出售。

　　市场经济作为以所有权彼此让渡为实质内容的交易的经济，其有效性的重要制度基础在于企业产权的界定必须清晰。产权界定不清，或者导致市场交易中摩擦的增大，从而交易成本上升，降低市场机制的效率，或者根本就不可能进行所有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易，从而导致市场失灵。

　　我们看，中国大部分家电企业已经改造成股份公司，但在这些企业的股权构成中，国家股和法人股两项合计超过60%，实际上这些股份公司还是国家绝对控股的国有企业，因而在采取股份公司这种委托---代理的方式时，董事会作为代理者同样还存在一个能否对所有者切实承担资产责任的问题。

　　产权的主体界定不清，那么意味着不明确谁应当承担企业的资产风险责任，不明确谁最可能从企业的赢利以及资产增值和积累中获得好处，因而也就没有人关心企业的利润目标以及相应的资产增值目标，更会衍生出削弱企业积累动力的倾向。

　　中国家电企业的寿命往往经不起考验，深层原因就是现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仍不可能让企业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没有科学的治理结构就不可能在有序的前提下解决企业各方面的要素效率问题。

　　所以说未来家电企业改革的核心仍然是产权的变革，也就是国有股权怎样科学地退出问题。第一阶段的并购是在旧有产权制度平台上的“1+1”式的规模组合，它没有根本触击到改革的核心。如果，产业的未来的整合仍然在旧有的产权制度环境下进行，这样的整合仍然是没有多大效率的企业排列组合游戏。

　　格林柯尔的系列并购为家电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想象的模型：由民营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对我们的家电企业的产权进行彻底的改造，所以，笔者认为，格林柯尔的并购运动看似是一个企业的，其实是一个行业的运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家电行业又开始变热闹了，新的并购浪潮已经到来，这个时代将不再是单调的规模“1+1”游戏，而是一个真正为企业的资产寻找主人的新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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