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世界罕有的地方：聚集了中国36%的两院院士、58所高等学府、218家国家级科研院所，中关村的技术源头覆盖了所有学科。曾几何时，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大谈特谈“比较优势”的时候，中关村被当作实现了激动人心的创新的典范，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知本家”风暴。中关村也从此以产业聚集的特色成为中国“硅谷”。
但是，中关村正在“空心化”，它离知识经济似乎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近。近几年中关村鲜有重大的技术创新，多的只是炒地皮的商人。黄金般的产业群落如今已七零八乱，健康的产业生态受到强大的“官”本位文化和“暴发户”文化的双重侵蚀。基于此，我们必须承认，科技创新的中关村正在沦陷。
一个方向性的危机
中关村过去的成功在哪里？中关村的精神在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中关村和惟一的参照——硅谷进行对比。硅谷因为是高科技草根力量最佳的孵化地才辉煌无比；中关村曾经是高科技草根力量最活跃的集散地才成就了今天。所以，我们将硅谷放置在过去50年全球IT业的发展历程中，将中关村放置在过去20年中国IT业的发展历程中做相对比较，依然最有效。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硅谷为四次技术浪潮的草根力量提供了最佳的栖息地，也就成为四次技术浪潮的中心。第一次的推动力来自于国防工业，第二波发源于半导体，第三次则是个人电脑，最近一次当属新兴的互联网。李钟文、威廉·米勒等人在《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一书中写道：事实上，信息技术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由一家在硅谷诞生成长的公司来领导：集成电路（国家半导体、英特尔、AMD）、个人电脑（苹果）、工作站（惠普、太阳微系统）、三维图像（硅谷图文）、数据库软件（甲骨文），还有网络计算器（3Com、思科）。而在最近的互联网繁荣昌盛中，网景、Excite、@Home与eBay的骄人战绩又再次证明了硅谷的实力：尽管地价飚升、劳动力成本上涨、国际竞争激化、商业环境周期性恶化，孕育着创业精神的硅谷却始终在信息技术的滚滚大潮中领先群雄。
而20世纪80年代，接续全球个人电脑浪潮而崛起的中关村，汇聚了个人电脑硬件和软件上下游几乎所有草根力量。90年代中期以后，借助历史的积累，新浪、8848、雅宝等又一支以互联网为契机而崛起的草根力量呼应了全球的互联网浪潮，从政府体制的视野之外崛起，从联想、方正、四通等大公司的身影下崛起，可是此时此刻的中关村已经暮气沉沉。这第二波技术浪潮没有能够托起中关村的第二次辉煌，反而在大形势和小气候的双重夹击下，很快在中关村沉没。当2003年互联网浪潮再起，中关村已经残酷地被边缘化！
千万种辩解，我们都不能偏离这最根本的一点（现在中关村的危机就是基于此）：中关村的发展已经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其资源不再重点为草根阶层和新兴力量服务，而主要是为成熟壮大的阶层和强势力量提供服务。
据报道，在2001年用于中关村建设的高达100亿的投入中，绝大多数流向了“基础建设与硬件改善”。2002年上半年，用于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创新基金投入仅为1.6亿元左右。“三减两免”固然是中关村给予创业者的有利条件，但更多的是众多小公司在变相利用这个优惠政策。
因此，中关村面临的不是一般的危机，而是方向性的。中关村不再给技术草根力量以机会，技术创新也不会再给中关村下一次机会！良性的自我增长的循环也就逐渐休止。游戏就是如此简单，规则就是这样明了。曾经极具硅谷形态的中关村在一次性的爆发后，却失去了一次次持续爆发的根本活力。如果把硅谷比喻为一次次不断喷发的活火山，那么，中关村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
西瓜和芝麻都丢了
中关村的理想之路是从IT市场生态过渡到IT产业生态，然后在发展到IT技术创新生态。如果顺利，这个不断升级的三部曲可望在21世纪前10年完成。可惜，在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在从IT市场生态向IT产业生态过渡中，没有能够顺利完成，直接导致了技术创新生态的失败。而且，更尴尬的是，西瓜没有拣着，芝麻也丢了。中关村最原始的IT市场生态本身的发展也濒临挫败。
中关村的建设问题很复杂，积极、消极的因素都很微妙。但是，其中最痛心的也是最不应该的是，中关村的建设破坏了过去的发展基础——市场生态。8年前甚至10年前，走一趟中关村，都可以直接感受中国IT市场、甚至全球IT市场的最新脉动。
但是，正是这个市场的原生态，给了中关村最准确的市场敏锐感。因此，当时几乎所有的企业，包括IBM、苹果都将产品发布的地点毫无疑问地选在中关村。而现在这个市场生态基本消失。到海龙、太平洋依然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产品，却再也没有中关村独特的市场敏感度。
也正是这个外表一点不美好的市场，一个屡屡被媒体被政府整顿和批评的市场，汇聚了中国IT业软硬件厂商，汇聚了生产制造、研究开发、倒买倒卖的各路上下游厂商，并且辐射到北京周边，乃至全国各地。这是中国IT业真正完整的原生态的产业中心。中关村如同一块磁石一般，吸引了对IT业敏感的各种投机者、梦想家、生意人，甚至骗子和盗版经营者。这些五花八门的人士来自全国各地，走向全国各地，他们之间构成了“强纽带”和“弱纽带”，形成了基本的社会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彼此衔接，传播信息，完成交易。这个网络就是中关村影响力和市场力得以主导全国的基本环节。
当然，当年中关村里极具生命力的草根力量看上去实在不太文雅，不但与世俗观念中的高科技形象格格不入，同时也难免交织着丑陋，甚至犯罪。于是，通过政府部门一次次扫荡和打击，这些野火烧不尽的草根力量，除了一部分利用时机脱胎换骨外，大多数还是逐渐消失。
在大兴土木的历程中，原始的初级的市场生态被成功消灭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构建起更高级的市场新生态。中关村安静了，干净了。高楼大厦的现代化实现了，但是中关村企业与企业之间，上下游之间的网络却从此隔绝在写字楼之间，消失在高楼大厦之中。
一位网友如此写道：“杨元庆时代的到来，联想也就迈进了服务器时代、掌上时代、手机时代、关联应用时代。接着，万亿次服务器来了，4万亿次服务器来了，中国服务器第一品牌之争来了，联想科技巡展来了，一霎间把整个2003年闹得不可开交，把上上下下的官员、群众和媒体看得目瞪口呆，纷纷把这一年记作联想的‘技术元年’。”
是的，联想之大似乎已经无所不能。不需要无数公司构成的社会网络，不需要产业上下游之间的紧密互动，不需要速度极高的信息共享。联想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中关村就是它的天地，中小企业在这里没有多少天空。
《计算机世界》记者雍忠玮在《中关村的“植物群落”》一文写道：“在中关村，的确生活着这样一大群中小企业，它们如同灌木丛般掩藏在几家大企业之下，营养严重不足，先天缺乏进攻性，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自生自灭而已，我们称之为——中关村的‘植物群落’。”
“从往昔中关村‘巨人’到今天的凋敝，‘资源型生存’企业的风光不再，到中关村大大小小的企业依旧在‘关系经济’中苦苦挣扎，自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关村为什么没有与时俱进’，抑或‘进步太慢’？一旦‘资源型生存’环境消失，投资和相应的政策环境又未能跟上，中关村中小企业的‘严重营养不良症’开始凸现。”
中关村终于与硅谷分道扬镳
我们要找寻中关村问题的答案，还必须从历史中走向彼岸的硅谷。
硅谷成功的根本秘密只有一个：对高科技创新群体，或更准确地说对草根群体的支持！也就是说，硅谷成功的要诀就是以最大资源最大程度地支持新技术、人才和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成功。硅谷是高科技的育婴室和幼儿园。
如果我们把高科技企业的历程分成五个阶段：创新期、成长期、成熟期早期、成熟期晚期和衰退期，那么硅谷把资源、网络、机制甚至文化的重心都放在前两个阶段上。而所有硅谷模式的模仿者和追随者，都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那就是把重心放在后面三个阶段！很简单，因为大中型企业都在后三个阶段之中。
这个方向性的错误是绝大多数追随者失败的根源。所有效仿者都将重心倾斜到成熟的大公司，已经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产品之上，人们更愿意锦上添花，坐享其成，给成功者添砖加瓦。他们更多的成了自己初期成功的牺牲品，包括中关村，以及所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其他高科技园区。
中关村的成功就是依靠80年代末至90年代一批富有活力的创业企业和无数不知名的小公司的聚群，如今许多企业长大了，成了这里的大树，他们遮蔽了阳光、水份，使得新公司和小公司越发难以存活，新陈代谢的活跃机制开始失效。中关村更多的开始成为一些大果树的果园，摘果子成为最大的成熟，而不是育苗园了！当房地产不断炒作提高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当所有的媒体都宁愿围绕几个大公司的鸡毛蒜皮而不关注新企业小企业，当所有的政策都将重心落到已经跨越风险期的中大型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时，当年复一年的表彰、评选和奖励都围绕这几张老面孔时，当中关村高楼大厦不断崛起而准备成为又一个朝阳区时，我们可以断定，作为硅谷追随者的中关村已经失败！
硅谷的成功不在乎有英特尔、惠普和思科，而在于它年复一年不断地为这个产业，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公司、新的技术、新的产品。硅谷的价值核心就在于它的“新”。硅谷是新事物的天堂，而英特尔、惠普、思科只不过是创新的副产品而已。它们实际上不再是硅谷公司，他们只是硅谷的“儿子”。如果硅谷仅仅停留于这几个大企业的成功，硅谷就是一个“死”的硅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只能是实现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