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记载，“打假”之说，我国古代早己有之，《唐律》中关于商品打假的法条就比较严密。《唐律》专设《诈伪》一篇，其中对假冒伪劣商品从质与量即“行滥”与“短狭”两个方面论罪，所谓“行滥”是指商品“不牢不真”；“短狭”即纺织品尺寸短狭，或幅宽不足之类。两罪一经发现，不仅要将商品没收，对当事人还是要打板子的，即“杖六十”。按当时的刑具，身体壮实的汉子，被打六十大板之后，至少也得调养一个月后才能行走；而一般瘦弱的身子往往被打二十余板之后就难以承受，有的行刑未完便呜呼哀哉了。这虽然算是重刑，但是对行使职权，在监管“行滥”、“短狭”行为的过程中有不规范的行为，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官吏处罚更重，要“杖七十”。天子脚下的长安城首先进行“校称”制，以后逐渐在各地推广。每年8月，京城商贾须到“大府寺”接受“度量衡器的检验”，各地商贩则到州县衙门“校斛斗秤度”，领取鉴定合格书后方可投入使用，违法者“杖七十”。有关主管官吏如果评定物价有意舞弊，监校衡器等不准确，纵容伪劣商品入市等，也要重罚，“杖七十”。“打假”也要打在管理者的屁股上，毫不含糊。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打板子之类的“肉刑”或者“酷刑”早己不足取，但是“打假”要打在具体人的屁股上，尤其是对策划造假和负有监管责任的管理者处理更重，对于当今的打假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也设有“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以及相关的特殊类型的造假售假罪。但是造假售假行为要达到5万元以上，或者情节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以罪论处，其他则施以行政处罚，当然是不打板子的。问题在于，造假售假的主体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往往是以“单位”的面目出现，在处罚“单位”时，处罚也触及不到“自然人”身上。这样的打假往往不能使真正的造假者伤筋动骨，造假售假的资本犹存，随时可以新的面目出现。
当然，在对造假售假以“罪”论处时，依法对单位处罚后，也有“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相关规定处罚的规定，但在实践中，一般的打假很难上升到论罪并罚的程度。而在行政处罚中，市场竞争法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调整企业行为为主，这种定位当然为了区别于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行为的调整，但也在调整单位与具体人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误区。例如在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中，虽然也授权行政执法者可以根据情节对侵权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可是弹性较大，既使处以最高额1万元的罚款，对在单位中能够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来说，也只是小菜一碟，高层次的管理者完全可以溜之乎也。就是说，板子打不到具体人的屁股上。
如果造假售假者是个体工商户，上述规定或许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当造假售假“现代化”了之后，对市场的主要威胁已经不在于个体工商户。当今造假售假不仅是用高科技武装，而且内部有更多层级的分工，比如有决策策划、组织执行、具体实施，且有公关、袒护的不同策应，它们又集合在一个合法的“单位”旗帜下，当打假只打“单位”时，就很容易形成避风港。实践中不少造假售假“单位”的“蒸发”，人去楼空的现象就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在这样情况下，倡导打假的板子要打在管理者的屁股上绝不是戏言。
单位做为“法人”总是虚拟的，而自然人则是具体的；在造假售假中，作为组织策划的管理者，其作用要比下线或者一线的主管和直接责任人员重要的多，如果板子打不到他们的屁股上，打假总会是按倒葫芦浮起瓢。作为造假售假的合法单位“蒸发”后，总有其合法的审批、监管人员在，如果让他们处于打假的法网之外，那也怕是立法的倒退。况且，一些单位并不是造假售假者个人或者部分人所有的，在委托经营者管理中，经营管理者为了显示当期业绩而弄虚作假的不乏其例。他们如果造假售假，其行为因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负责赔偿时，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单位承担，或者应当由直接责任人员承担的处罚由单位“埋单”，对单位其他的相关利益主体也是一种侵害。既使因危害严重，依现行法律对造假售假的个人管理行为进行了处罚，那维护的也只是国家利益，与对企业内部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是不同的。
由此可见，打假的板子要打在管理者的屁股上，尤其是对尚不足以治罪的打假，要把板子打在具体人的屁股上，为了达到这个效果而扩大具体人的范围(如负责监管单位的官员)，是打假要打要害的新的时代要求，应当成为打假要深入进行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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