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家族企业在经济增长中注定只能起一种边缘性的作用。在历史上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由于企业逐渐转为资本密集型与研发密集型，并开始享受规模经济的益处，企业的所有权和组织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所有权与控制权走向分离，企业创始人的家族成员被劝退出管理岗位。似乎可以观察到的是，家族企业只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以及工业的某些部门出过风头，所以，当一国经济的现代化程度逐步加深的时候，家族企业的数量会减少，其影响力也会下降。一种古典的二元理论假定，家族企业只会在轻型、劳动密集型、专门化的工业部门中生存。然而，更深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现实同这种已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假设相反: 家族企业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中都表现出强大的灵活性，虽然，基于它们各自寄身的国家的文化、法律和制度框架的不同，这些企业采取的形式也多有不同。
意大利工业史家安德里•考利（Andrea Colli）在 2003 年出版的《1850 年－ 2000 年家族企业史》当中，用系统的历史和理论框架分析了家族企业的兴起及延续。无论是交易成本学说还是代理人理论，都确认家族企业在那些珍视信任度和可靠性等要素的国家环境中能够繁荣兴旺。与家庭制度息息相关的信任度等要素，指向的是一种坚实的信誉，能显著地减少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承诺的不确定和道德风险所产生的高成本。很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家族企业能够在领先工业化国家的先进而复杂的制度安排下良好地生存。即使并不存在一个有关家族企业的简单定义，我们也仍然能够看到，
在工业化国家里，由家族拥有或控制的大企业拥有巨大的影响。当然，考利在这里建议我们对“家族企业”采纳一个松散的定义，因为家族企业本身的特质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如果对家族企业的定义足够宽泛，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和所有权形式存在多种变形，阿道夫•伯利（Adolf A.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C. Means）在经典的《现代企业与私有财产》一书中所界定的纯粹家族拥有和纯粹公众拥有的企业之间的区别并不一定适合现实。这些变形从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和网络联系到正式的管理层级制应有尽有，但每一种形式中，必定包括家族作为一种制度因素发挥作用的情况，这些作用无外乎创造知识、建立能力、树立信任、提供激励以及打造名声。的确，在家族企业中存在“布登勃洛克效应”（Buddenbrooks effect），即家族的第三代传人丧失了动力，也流失了能力，导致一种对投资和创新的保守态度，最后将企业带往下坡路（就像德国作家托马斯 曼的小说中布登勃洛克家族的衰败一样）；然而，我们也在欧洲大陆的“莱茵式资本主义”和日本、韩国的阀系财团（日本的 zaibatsu 和 keiretsu，韩国的 chaebol）中，瞥见家族企业在创新性和高利润行业中的持久能量。这些家族企业无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弊端，然而也显示出一种惊人的效率。这种迄今为止在所有发达经济中都有所显现的家族企业的灵活度，按照考利的论证，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内部因素之上，这些因素加强了家族企业的竞争力和它们回应市场挑战的能力。在分销、服务、金融、消费品、时尚用品以及奢侈品市场上，家族企业都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一些企业拥有强大的品牌，如法国的标致公司和米其林公司，它们成功地改革了自身的组织结构并扩大了业务。意大利的一些顶尖公司如菲亚特等同样是由家族控制和指挥的，一些后起之秀如贝纳通公司和亚玛尼公司也是家族企业。
几乎所有成功的家族企业都是一种制度和文化的奇特混合物。家族企业的成长是通过寻找管理专才和设定公司治理的特殊安排而实现的，这种特殊安排包括金字塔式的持股结构、交叉持股、投票预设以及辛迪加，等等。经由这样的策略，家族企业得以在无须被迫采取层级式管理体系的情况下维持所有权，并保证自己的控制权。而且，家族股东更愿意著眼于从长期考虑问题，他们的存在往往可以视作一种真正的管理资产，在企业遭遇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尤其如此。在惠普对康柏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收购战中（它堪称近两年商业世界中最富争议、最跌宕起伏的故事之一），我们就看到了惠普公司创始者休利特和帕卡德两大家族的身影，他们都反对女强人菲奥瑞纳一手主导的这一收购，因为他们相信惠普公司不应追求有风险的超大型并购交易，而应该回归注重运营和努力来创造伟大产品的传统。尽管沃尔特 休利特为维护他父亲确立的传统价值观所作的努力最后付诸东流，但他还是以一个股东权益捍卫者的形象名留商业史。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一个勇敢的公司治理英雄，勇于站出来跟公司管理层和橡皮图章似的董事会叫板。
所以，跟大多数人头脑中的固有印象相反，家族企业绝不仅仅是过去历史的一种遗留物，而是长久保持为一种成功的制度安排，能够将“信任的美德、低廉的交易成本、长期的承诺同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精神和管理才能”结合起来（考利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