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引发的这场国企产权改革的学术大讨论，至今没有平息。正是这个人，使中国经济学界的流派纷争第一次呈现在公众面前。

　　一边大致可以划定为以周其仁、张维迎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者，学术信仰更偏于新自由主义，他们曾为国企产权改革出谋划策，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交易成本的最低化。欲达此目的，就要对产权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

　　另一边是支持郎咸平的“新左派”，强调实践，主张政府看得见的“手”去调控经济、强调要重振国有企业。

　　郎咸平引发了两个学术阵营的争锋，但此事从一开始情绪化的热闹批判，随即演变为理性的学术争鸣。

　　真理会越辩越明。因而，这场学界大争论，意义并不在于谁说服了谁，谁向谁臣服——双方都有道理，双方也都将得到修正。以它对中国公众的观念造成重大冲击看，这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

　　“郎顾公案”引发的争鸣，是经济思想信仰者的流派之争。

　　政府干预还是市场自主调节，这历来是纷争的焦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帮助美国顺利走出了大萧条，但在常规状态下，这个被事实验证的成功理论则造成了美国后来的经济滞涨。

　　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在西方求学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秉承的则是在否定凯恩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由经济理论，以此为主导思想的是“华盛顿共识”（新浪财经注：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该文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不过，这种私有化与自由化在东欧的实践也正在被西方经济学家所检讨。

　　今年5月，乔舒亚·库珀·拉莫提出著名的 “北京共识”（新浪财经注：所谓“北京共识”是指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的乔舒亚·库珀·拉莫在2004年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该文全面理性地思考与分析了中国20余年来的经济改革成就，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它肯定结合本国经济特点，在不具备最优发展方案实现条件时，选取次优方案发展的渐进式改革。

　　不同文化背景的经济学思想走向往往会带来观点的悖论。“郎顾公案”所引发的学术大讨论正是这两种分歧所决定的。

　　现在，问题也许又面临一个新的轮回，而中国国企产权改革到底向何处去？是效法欧洲大陆、靠政府扶持国有企业实现产业升级，还是效法美、英，以完全市场化制度安排决定企业命运？是选择“北京共识”，还是选择“华盛顿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