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高管人员薪酬的不公平有很多抱怨。这些抱怨与市场走势此起彼落。我们刚经过一段时间的熊市，财金媒体和公司改革派人士就开始急切呼吁，要求有关当局尽可能采取措施，修正高管人员的薪酬体系。
批评人士声称，董事们牺牲股东价值来讨好高管人员。继上世纪90年代末泡沫破灭后，事后人们就会发现，从许多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业绩来看，他们根本不配得到他们的薪水。问题在于，事后发现，批评人士并未试图发现一些例子，说明花钱买首席执行官的业绩是减了个便宜。美国有8000多家上市公司，几乎肯定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用“后视镜”看到的零星迹象，以及弄清楚“多少才算太多”这个问题，并不能为全面攻击高管薪酬体系提供充分的依据。
用一些规范来解决高管薪酬不公平的问题，也许会适得其反。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的哈罗德•威廉斯(Harold Williams)开始敦促美国公司改变董事会构成。他主张大多数董事由非雇员担任，现在通常称他们为“外部”或“独立”董事。
威廉斯的想法是，与公司没有其它联系的董事将对管理层是更好的监督者，将改善公司的决策程序，并减少不必要的代理成本。此外，他希望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成员全部由外部董事担任。首席执行官听到这一信息后，也上了心。此后10年内，在大部分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外部董事都占到了多数。这些外部董事由公司首席执行官选择，其中绝大多数是其它公司首席执行官级别的人士。
威廉斯革命带来一个出人意料的重大后果，那就是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增长。这一现象被称为“长颈鹿效应”，因为首席执行官的报酬比公司其它人高出一大截。薪酬委员会由外部董事组成，这些外部董事也是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知道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
日本没有使用外部董事的传统。由于董事会中都是自己的同事，因此没有哪个首席执行官能证明，得到美国式的巨额薪酬是正当的。这些员工知道，就企业内部所有人的实际贡献而言，美国公司的那种薪资差别几乎没有意义。
批评人士是如何确定薪酬过高的呢？哈佛大学所属的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迈耶(Jack Meyer)在2003年挣了690万美元，他的两个投资经理各自挣了3500万美元，这样的薪酬是不是太高？在截至2003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该公司的基金会资产增长了12.5%，大大超过很多同类企业。如果公司的业绩很糟糕，那么，很多批评人士就会指责迈耶先生付给经理人的工资太高了。一些人或许还会主张政府干预。
应该让迈耶先生不受干扰地设计薪酬安排，以让他就什么对哈佛最有利作出诚实的判断。企业董事会也应不受干扰地做同样的事。大多数情况下，我认为它们会这样做。如果它们做不到，就让市场来对付这种弊端。这并非完美的做法，因为市场并非完美无缺，甚至离完美还有一大段距离。但是，就像民主一样，要解决薪酬过高的问题，市场是目前最佳的解决之道。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说，除了所有已尝试过的形式中，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形式，但也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最后，除了透明度以外，实施任何标准或外部约束都没用，其中包括披露若干年的报酬总额。应当完全披露设定薪酬的程序。市场会决定，这种披露将对股票价值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
企业高管薪酬中的公众利益，是以投资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来衡量的。这是我们所需的唯一检验。我们应当向金融分析师寻求指导，他们的作用是帮助公众投资抉择。在决定推荐哪支股票时，一旦分析师开始考虑高管薪酬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对投资者就变得重要起来，就会出现变化。在此之前，精确地说，这个问题还不够重要，也远远不值得引起那么多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