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毕马威的违规行为早已在有关部门的密切注视之下。2003年，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司法部、国家税务局对毕马威的相关调查就已经展开，因此，市场对个中“案由”并不惊讶。最新事态引起的关注焦点是——毕马威会不会步安达信后尘，导致“四大”再损一将？

针对此次事件，毕马威表示，对违法行为负全责，对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完全予以合作。此举意在换取后者对其不以重罪起诉而代之以经济处罚，进而避免类似安达信的命运。

毕马威今年可谓流年不利，4月20日刚刚与美国证监会达成和解，同意支付2250万美元以逃脱美国证监会的指控——美国证监会在2003年1月起诉毕马威及其合作伙伴，允许施乐公司自行操纵其会计账目，造成施乐公司对外公布的财政结果与实际数字存在30亿美元左右的缺口。

毕马威丑闻接踵而至，但并非孤例。根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PCAOB）在去年8月26日发布的报告，四大会计公司即毕马威（KPMG LLP）、普华永道（PWC）、安永（Ernst & Young）和德勤（De-loitte & Touche）在2003年均有违反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行为，包括为各自公司客户提供低报债务的不当建议；在为客户账户进行审计时，亦未能完成尽职调查的义务。

“丑闻的发生来自于人性的贪婪和欺骗的本能，有关人员应该被关进监狱，我毫不怀疑这一点。”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席大卫泰迪并不掩饰对会计丑闻的厌恶，“我想在美国有两件事做错了。”

首先，目前的会计方法已落后于时代，滞后的会计准则给美国大公司提供了财务造假的机会。全球经济日益加深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不仅给会计判断增加了难度，而且使得一般股东无法界定关联交易，也不知道哪一种会计标准更适合自己的企业，或者资产到底该如何估价。

其次，美国发生会计丑闻的很大原因是公司治理的失败。“当你考察安然教训时，是谁的失败？是董事会、管理层、审计委员会，给安然提供咨询的法律部门也罪责难逃，在我眼里，他们和安达信一样坏。同样负有责任的还有投资银行、证券监管部门。因此，单单归罪于安达信是不够的。”在泰迪看来，避免重蹈覆辙的办法是通过更加强硬的会计审计来增加透明度，披露并解释公司财务状况的本来面目。

根据美国参议院一个下属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毕马威在1997年开始以“冒进的市场策略”推销避税产品以来，总共给大约350位富人提供了服务，并且赚取了约1.24亿美元的利润。毕马威推销的四种避税产品包括债券相关发行溢价结构（Bond Linked Issue Premium Structure，BLIPS），该方案的目标客户是年收入和资本利得一般在200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其具体的避税方法是，通过编织一张错综复杂的债务网，想办法增加纳税人的损失和其他列支费用，以降低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从而达到减少纳税的目的。其余是外国杠杆投资项目（Foreign Leveraged Investment Program，FLIP）、离岸投资组合策略（Offshore Portfolio Investment Strategy，OPIS）和S- Corporation Cle Contribution Strategy（SC2）。美国国税局认定，前三类产品涉及的许多规则属滥用或非法避税手段，最后一类游走于法规的灰色地带，正在审议之中。不过，毕马威声称，在2002年前已经全部停止此四类产品的推销。

目前，毕马威的命运仍是未定之天，因为美国司法部还在拿捏打板子的力度。不过比照当初美国监管部门对安达信的步步杀招，目前对于毕马威的处置似乎有意网开一面，更大可能是以经济处罚代替控罪。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这是监管当局顾虑所谓的“间接损伤”（Collateral Damage）——当年安达信塌台后造成众多员工失业和会计行业的重大震荡，至今余波未平。此外，如果目前幸存的“四大”再断其一，会计行业重组后将更加集中，必然造成尾大不掉，将来更难监管。因此，毕马威可能会逃过此劫。这种考虑有迹可寻，5月31日，美国高等法院已经以对陪审团的指导不当的“技术手段”推翻了控方对安达信的诉案。

不过，市场竞争仍是最彻底的纠错机制，市场中的“坏蛋捕手们”（Bad guy hunters），如媒体、投资者等，最有原动力去研究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曝光财务欺诈的黑幕，由此导致的股市狂跌，本身就是对公司造假最好的惩罚。因此，一位业内人士称，即使毕马威此次躲过罪案指控，但在市场上已造成无可挽回的声誉损失，投资者将展开对失信者的“报复”，当事者额手相庆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