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 商人、二流官员、三流政客。1897年，郑观应在一封写给他的知己兼上司盛宣怀的密信中，自嘲“赋性愚戆，不合时宜，处处认真，则处处招怨。”此时，这位晚清很有影响的 企业家，对于 商业之中的政治派系斗争，已经备感倦怠。事实上，如果跳出纯粹企业经营的版图，从晚清政商两界的斗争去考察，可以发现，郑观应之所以能够获得在 商界的崇高地位，绝不仅仅是由于卓越的商才。
清朝的中国，做官讲究同年、同门，经商则讲究裙带、乡谊。郑观应是广东香山雍陌乡人，香山是买办的盛产地，号称十个买办中就有九个是香山人。郑观应一出生，就有着一张进入商界的入场券。1858年，16岁的郑观应去上海闯天下，投靠叔父郑廷江，郑廷江是英资的上海新德洋行买办。一年后，郑观应通过亲戚曾寄圃的关系，进入宝顺洋行。曾寄圃当时是宝顺洋行管总账的一等买办。
不过，和纯粹的商人始终不同的是，郑观应有着浓烈的当官梦。现在中山市的博物馆，还收藏着他家的两块木匾，“奉旨出使暹罗查办事件”、“钦命广西分巡左江兵备道”，这是郑观应两次非常短暂的“当官办差”的“纪念品”，十分引以为豪。正是主动向官场靠拢的意识，使得他没有停留在香山买办圈中，慢慢地接近了隶属于李鸿章的淮系的盛宣怀，并成为盛宣怀的王牌部队。
郑观应的亲友圈，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的同宗、当时任津海关道的郑藻如，当时正是李鸿章搞洋务的得力干将，花花轿子人抬人，郑藻如常常向李鸿章盛赞这位同宗的杰出商业才能。而盛宣怀也对他颇有兴趣，屡次向李鸿章引见。1882年，李鸿章途经上海，在盛宣怀的介绍下，郑观应第一次与李鸿章见面，正式与中国洋务企业的最大幕后操控者搭上关系。
后来，邀请郑观应加盟 招商局，是经过李鸿章亲自点头的。在劝说他下定决心时，还有李鸿章的口信。为什么非得聘请郑观应进来？以我看来，郑观应独特的 人脉渊源，可能比他的经营才能更重要。
郑观应是太古轮船的买办，而太古是轮船招商局最大的对手。招商局、太古、怡和这几大企业之间时战时和，一会儿疯狂 价格战，打折打到两折、一折，一会儿又达成“齐价合同”，签订寡头之间的垄断协议，按比例划分地盘。这三家企业之间，一直在不停地 谈判，如果能够把对方的 CEO挖来，无疑是知己知彼的秘密武器。当年作为挑战者的 百事可乐，就曾经把 可口可乐的一位 高管挖去，立竿见影。
与太古、怡和的商战，只是外战，其实，当时招商局的“内战”打得也很激烈。招商局历史上的内战，在李鸿章垮台、袁世凯崛起之前，主要有三条脉络。拼命插手进来争权夺利的官方，与想独立自主办企业的商人之间长期内斗；官僚系统中，反对洋务企业的顽固派、李鸿章的淮系、刘坤一的湘系，都存在冲突；招商局的股东内部，广东帮与江浙帮商人更是几十年来争斗不休，起初，广东帮以唐廷枢、徐润为首，江浙帮最初是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后来，则是以盛宣怀为领袖。要想在招商局呆下去，做出事情，不光要多财善贾，还要长袖善舞。
郑观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他的资历、才能、再加上为人比较正直，他在广东商帮中，声望很高，隐然是粤商利益和主张的 代言人。他与唐廷枢、徐润，更是有着世交、亲戚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是盛宣怀的嫡系部队和私人知己。
郑观应第一次加入招商局时，正是盛宣怀的“旗昌收购弊案”东窗事发之时。湘系的刘坤一抓住这个机会狠查盛宣怀，逼得他只能暂时退出招商局。这样一来，李鸿章的淮系迫切需要一个政治上靠得住、业务上有能力、能够镇得住不安份的广东帮股东的人，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只有郑观应。
官场之险，远胜 商场。招商局的政治 气候波诡云谲，郑观应前前后后三进三出招商局，备尝政治的凶险和无奈。可怜他空有一身商战救国的雄才，却只能无奈地扮演一个商场政客的角色。无论是汉阳铁厂、粤汉铁路，还是轮船招商局，都不曾让他长期地真正放手一展抱负。惟一真正让他一展雄才的，却是他早年掌舵的英资太古洋行。
这又岂是郑观应一个人的悲哀，又岂是那个时代独有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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