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电企业的成长一般经历三个阶段：作坊式企业（或者国有军工）——规模化企业——公众企业。中国大型家电企业基本上都是公有制经济性质的企业，而具体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一些老牌的军工企业转型而来的国有企业，如长虹、熊猫、长岭等；另一类则是从地方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壮大而来的家电企业，如春兰、海尔等。在这些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那些优秀的创业家和企业家们对于中国国内这么多的公有制家电公司成为名牌功不可没。遵循企业成长的一般经历，中国大部分较大规模的公有制家电公司在２０世纪末期已经组成了股份公司，这些股份公司基本已经变成了资本市场的公众公司。在这些企业的股权构成中，国家股和法人股两项合计超过６０％，实际上这些股份公司还是国家绝对控股的公有制企业，在这些公有制性质的公众公司里活跃着的还依然是形形色色的“代理人”，而并没有可以追溯的最后委托人。所以，目前的中国家电公司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最终委托人的代理人”，各类代理人本身都不拥有合法的对于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也并不对任何拥有生产资料产权的个人负责。这种所有制“没来由”性的结果导致目前中国家电企业的产权结构方式是“低效率”的，人力资本本身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国内许多家电企业目前纷纷开始寻找这种产权变革的途径。美的股份的ＭＢＯ、ＴＣＬ的“阿波罗计划”等属于第一种途径，承认了在公有制企业里面的人力资本的价值，使企业家的能力得到发挥，让企业家们分享到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的代言人充当的是对企业家才能的“举起手的赞同和支持”，即国有股份的代言人对企业家才能的“买进”。

　　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外的资本或者民营资本通过资本市场购并重组得到这些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使模糊的国有产权最终得以明晰。不少公有制家电企业由于所有权的“缺位”，常常是被创业者或者企业家等“内部人控制”，这些“内部控制人”为了掩盖其攫取行为的合法性，会常常采用一些非效率的办法。这也就是为什么科龙这样一个被香港基金经理认为最优秀的企业最终会出现那么大的财务黑洞的原因。他们的这种攫取已经达到了作为法定意义上产权所有者——政府忍无可忍的地步。企业又在这个时候处于相当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通过资本市场对企业加以重组，引进具有明确产权的企业家才能，改变这种低效率经济组织。例如科龙股份、美菱股份被民营企业收购，这实际上就是政府为了改变企业的低效率，对旧企业家才能的“卖出”，对新的企业家才能的“买进”。

　　从这些意义上看，中国家电业产权改革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企业效率，改革的实质就是资本所有者买卖企业的赢利能力，而这种赢利能力归根结底是在买卖企业家的能力，让企业家价值得以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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