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构筑的经济学世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乌托邦”。拆穿它，我们才能活在真实的历史里，回归实践，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民族复兴之路。

这里所谓的西方经济学，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中国那些缺乏常识的经济学家赖以扬名立万的“圣经”。现在舆论一味指责他们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却不探究其理论本身，恐怕有失公道吧。

研究经济学的三种方法

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有三种：实践的、历史的和理论的。

理解这三种方法，莫过于拿学习军事学来作比。经济学与军事学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要应用于实际中才有意义，与实际相脱离，后者要打败仗，前者则会付出甚至比战场上的流血牺牲更大的代价，尤其如今经济学已成为重要的政策指导工具，真的是“经世济民”了。

很多人喜欢对军事夸夸其谈，俨然一幅军事家的模样。实际上，要获得“军事家”这个称号比获得“经济学家”的头衔可难多了，能否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战员，与你所用的学习方法密切相关：

1、实践的方法。这是第一方法，换句话说，其它两种方法都要受它检验，也必须以之为土壤。如成吉思汗，“只识变弓射大雕”(当时蒙古人还没有文字)，然而他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与他率领蒙古骑兵创造的辉煌战绩，同样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军许多指战员从不识字的娃娃成长起来，也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2、历史的方法。比起实践法来，这种方法成本低得多。如诸葛亮耕读于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出山后无论治国治军，果然出手不凡，盖其尽已博取前人经验得失。而太平天国杨秀清屡挫清军，却多是从三国演义中学得计谋。今日MBA教学的案例法，实际也就是历史方法的一种变形。

3、理论的方法。这要求的抽象思维水平最高，但危险程度也最高。因为前两种方法以归纳法为基础，上升为理论后，则以演绎推理为主，从而使之普适化。理论的这种独立的倾向，往往使其信奉者在现实中碰壁，如赵括纸上谈兵，马谡失守街亭，结局令人沉痛。

然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却以数理分析为主，几乎已演变为一种理论游戏。盖其已建立起一套宏伟精密的数学模型，排除了实际中很多因素，在逻辑上达到自洽，让人钦佩其构思的精妙，不知不觉成为它的信徒。就像人们把星星分成各种星座，孰不知这种人为制造的彼此关系并不是它们的自然结构。

故而弗里德曼提出“实证经济学”以纠时弊，然而他本人却是新自由主义的货币学派的代表，认为“一币就灵”，这就像阿基米德所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其言壮也，可即使理论上能找出支点、现实中能有这样的杠杆吗？ 

观其行比察其言更重要。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真正施行的经济政策，与西方经济学的主张从来就不一致，典型如罗斯福的“新政”，当时曾被批评为“社会主义”。可以说，迄今并没有哪种西方经济学说能够被完全落实。反过来说，凡是全照西方经济学那一套来的，无不遭遇灾难，如叶利钦聘请哈佛教授萨克斯为俄罗斯高级经济顾问，以其“休克疗法”为改革纲领，最终平民成为最大的牺牲者，奇怪的是，现在有不少人撇开经济方面来为西方经济学辩护，真是所谓“一叶障目”啊！

在“前经济学时代”，先人们发展经济主要是从务实、从解决问题出发，同样也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如商鞅变法，使秦一跃而为强国。从整体来看，中国古代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直到康乾盛世仍位居世界第一，那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也并不比西方平民低。正是出于“嫉妒”，西方在以贩卖鸦片窃取财富受阻之后，以枪炮强逼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开始了其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如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

如今，这座大山被推翻了，但我们又对西方经济学这座大山顶礼膜拜。由于当今经济学家普遍对历史缺乏常识，甚至习惯用西方视角来看问题，导致中国至今缺乏产生原创性经济学的学术氛围。当西方正在兴起“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进行反思、乃至颠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西方经济学看得太完美了呢？

西方经济学的“强盗逻辑”

西方经济学的确在某种逻辑上达到完美，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

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有五个强盗，抢得100枚金币，为如何分赃争执不休，于是他们制定了如下规则：

①     抽签决定各人的号码（1、2、3、4、5）；

②     由1号提出分配方案，然后5人表决，如果方案超过半数同意就被通过，否则他将被扔进大海喂鲨鱼；

③     1号死后，由2号提方案，4人表决，当且仅当超过半数同意时方案通过，否则2号同样被扔进大海；

④     依次类推，直到确定一个多数人接受的方案(当然如果只剩下5号，他就独吞了)。

现在，假设你抽到1号，你要提出什么样的分配方案，才能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如果你认为你够聪明，不妨把它当作一道考题来认真算计一下，因为据说凡在20分钟内答出正确答案的，就有望加入微软，获得8万美元以上的年薪。

也许公认的标准答案会把你吓坏了：1号强盗应该给自己97枚金币，而给3号1枚，4号或5号2枚。分配方案可写成（97、0、1、2、0）或（97、0、1、0、2）。

推理的过程是从后往前的。显然5号巴不得前面所有人都喂鲨鱼。4号呢？很危险，如果只剩下他和5号，5号一定投反对票让他喂鲨鱼，以独吞全部金币，所以4号惟有支持3号才能活命。那么3号就会提（100、0、0）的方案，因为他知道4号一无所有还是会投赞成票，再加上他自己一票，方案即可通过。

不过，2号推知3号的方案，就会提（98、0、1、1）的方案，因为此时4号和5号比3号主持分配时毕竟有利，所以必将支持2号。

那么，1号针对2号的方案，给3号1枚金币，而给4号或5号2枚金币，就能获得这两人的支持，加上1号自己的票，即可以多数同意通过方案，独得97枚金币。

结果难以置信，推理无懈可击。然而这个方案惟有在以下三个条件成立时才能真正实现，而这三个条件恰是西方经济学的三大基础：

1、  理性人(经济人)假设。在这场严酷的游戏中，每个参与者都必须是完全理性的，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符合个人的某些经验，却忽略了另一些经验，如情感因素的影响，天性中的利他(道德)倾向(源于任何物种都具有繁衍种族的本能)。

2、  对数理分析的偏执。个个绝顶聪明，精于数学运算。似乎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西方经济学因之而数学化，热衷于运用各种数学模型，不论它们与实际有多大差异。同时，高深的数理逻辑也让普通人对经济学望而生畏，使经济学成为被少数所谓精英垄断的工具。

3、  规则具有绝对权威。每个人惟有服从到底，每次判决都能顺利执行。在西方经济学中，这就是对私有制的美妙无限夸大，对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崇信，即使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也只是起着修补匠式的作用。其根源，则是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好的人类制度，是永恒存在的真理。

现在，我们回头再看故事本身，显而易见的结论是，这样的规则在现实中是永远不可能产生的，因为既然每个人都能算出自己和他人的处境与方案，当初怎么可能同意制定出这样的规则呢？除非他原本就甘愿接受贫富分化的结局，或认为自己能成为“幸运”的1号——这样，他又变成了傻瓜。

哦，这只不过是个故事而已，存在些矛盾之处也没什么要紧，不然推理的乐趣从哪里来呢？可是，如果这种“强盗逻辑”不再只是虚构，而是被西方经济学用来经世济民，那又将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于是，一个在教科书上描绘的巨大的“乌托邦”，在全世界流传，也在每一个角落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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