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教育部的数字显示，“十五”期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累计1090万人，年均增幅27%，就业压力前所未有。但2005年应届毕业的338万普通高校学生中，245万名毕业生走上了工作岗位，初次就业率达到近73%——这高出了今年初教育部官员70%的预期。（据11月17日《第一财经日报》）
到网上搜一下“初次就业率”等字眼，会搜出上万条新闻，其中大都是各地市各高校为之所津津乐道的。诸如“今年我市高校初次就业率超过80%”“我校研究生初次就业率达100%”等欢呼与庆贺声，不绝于耳。但回过头来一看，却是另一番景象——许多已就业的毕业生纷纷表示自己“不快乐”，就要毕业的学生对就业感到忧虑甚至恐慌。
一方面是行政部门的满意有加，一方面是毕业生们的怨声载道，如此明显的反差之下，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的指标——就业率出了问题。初次就业率高未必代表毕业生就业状况良好，君不见强迫学生找挂靠单位的恶性事件屡禁不止；同样，就业率低也未必代表毕业生不满意，许多毕业生选择了自主创业、复习考研等灵活形式。
其实众高校深谙毕业们越来越机动的去向，但在高校与高校、地市与地市拿就业率考核的形势下，他们不得不咬着牙关、硬着头皮去应付。重负之下，必有庸夫，一些高校弄虚作假自然见怪不怪了，而真正关心学生就业状况的一些高校，反倒在扭曲的规则下被抛到了后头——就业率本是一个促进教育部门关心毕业生职业选择的良性指标，现在却被成了一些部门粉墨登玩转伎俩的道具。
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频频上演，“初次就业率”等就业指标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依照“绿色GDP”的提法，我们是否应尝试用“绿色就业率”代替原来的考核指标呢？所谓绿色就业率，便是把只注重毕业生就业意向的陋习，改良为更多地关注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与权益。美国高校是以毕业生薪酬作为衡量指标，我们除了借鉴其这一作法外，还可引入对雇主的满意程度及劳动福利等内容。
“绿色就业率”最大的贡献，是催动社会视线的下沉，促使教育及行政部门把想方设法拉升“数字政绩”上的精力，转移到注重就业环境的改善、就业结构的优化，就业主体的权益等着眼点上。比如通过一定的名誉与物质奖励，鼓励学生到中部等地区工作，从而改观目前毕业生“扎堆儿”的现象，再如通过设定创业基金等形式，来调动毕业生自主创业的热情。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员建议将就业率纳入政府部门政绩考核体系，结果招致了一片反对声。或许这位研究员的本意是想促使政府部门关注民众的就业与失业现状，而硬伤是可能导致行政部门“轻权益、重数字”的政绩主义恶习——如今各高校如涌如潮的就业率攀比事件，便是佐证。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发条”，来规约行政部门对参差不齐的就业主体权益与话语权的关注，这一发条便是——“绿色就业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