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把水皮逼到了墙脚根。在议论吴敬琏的反思的时候，水皮曾经提到尽管出自吴敬琏先生之口的反思来得迟了点，但是因为是吴的反思，所以还是有价值的。在此前有关中国改革的争论中，吴先生始终给人以改革捍卫者的形象，而且在言论中也的确有些学者也的确以改革者自居，垄断改革，否定反思，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新权威主义令人难以忍受。水皮把这种情结归结为改革原教旨主义，这种情结和“新左派”们的复辟情结是一样的，都以理性的面目出现，同样都是非理性的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一直都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有点走到哪儿算哪儿的味道。经济体制改革单骑突进，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制约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早就教导过我们的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要相适应，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撕裂，这就是为什么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的原因，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受到全国人民都一致欢迎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在今天难以成为共同富裕实践的原因。

吴学军在致水皮的信中批评水皮没有读懂吴敬琏，他在信中回答了水皮搞不明白的疑问，为什么穷人怕改革，甚至反对改革。吴学军认为，这是因为改革到了今天，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而且扭曲的技巧已经娴熟，扭曲机制运行的效率和能量已经大于正常社会运作的效率和能量。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主要是穷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利益掠夺的手段。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一种措施，过了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比如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的负担，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同时要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但弄不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短时间内，医疗价格上来了，药品价格下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下去的药品价格又上来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品价格高医疗价格低变成医疗和药品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吴学军没有告诉水皮这种扭曲的根源在哪里，又如何改变这种扭曲。事实上，在这种扭曲没有被改变之前，任何改革都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都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更不用讲穷人，这样的改革又有什么意义？又怎么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呢？

　　最近清华大学教授关于治理“公车私用”的建议引起极大的反弹，因为这位教授开出的药方是让“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和“公车私用”是一回事吗？“公车私用”实际上是公务员的道德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政府机构的管理问题。好多年前，千家驹先生曾提出过高薪养廉的建议来治理腐败。建议的出发点不能说不好，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权力相对制衡的制度设计，高薪根本不可能养廉。公车改革的初衷原来是为了控制财政支出，但是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官员福利。本来中央三令五申规定副部级以下干部不准配备专车，但是现在已经车改的地方，从上到下都制定了个人车贴。在苏州地区，一个科级干部的车贴达到了每月2500元的标准，带点职务的人人都有，原来不合理的财政支出非但没有减下来，反而被合理地量化到了个人。而在公车的改革上原来有一个非常简便的办法，那就是取消公车之后，公务员办公事凭出租车票报销即可。公车改革的过程之所以会演变成一个损公肥私的过程，维护的就是既得利益，不但和绝大多数人无关而且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这样的改革为什么会推广呢？

　　因为，政府的权力过大，过于集中。改革的对象是自己，改革的方案自己定，改革操作者还是自己，当然改革的受益者也就是自己。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

　　改革至今，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多种利益群体，但是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资源却千差万别。同样是国有企业改革，工人是下岗分流，管理层是MBO，他们的利益又怎么才能一致？精英群体拥有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同时还拥有话语权，平民群体既不拥有政治权力，也不拥有资本权力，更不拥有话语权，他们的利益如何平衡？这些当然不是经济学家的课题，而是政治学家的课题。

　　对中国政治了解的人都知道，主导中国改革的力量从来就不是什么经济学家，所以不存在经济学家误导改革的问题，人们对于经济学家的指责无非是寻找替罪羊的一种表现。经济学家们也大可不必为此矫情，也大可不必为此较劲。

　　水皮倒是希望，已经看到改革缺陷的吴敬琏们能够为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多做直接的正面的积极的呼吁。只有在政治体制推进也得以推进的情况下，经济体制的改革才能平稳有序地推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环境才有可能建立，才可能避免既得利益集团和穷人结盟反对改革这种可悲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