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即便是政治层面的争论，那么也仅是局限于对改革路径和市场化制度本身的争论，而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一小部分人有效利用了大众情绪而把争论成功地引导到反对改革方面来，至少我没有从公开报道中看到这一点。

　　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参与改革争论的民众绝大部分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即便有“长胡子人”的诱导，他们也不会接受政治专制和物质短缺的生活。所以，如果让他们回到互联网也要受到“计划”的生活中是不可能的。由此可以判断，“全面否定改革，退回到计划经济”是没有社会基础的，因而也就谈不上走回头路的可能。

理性的判断应该是，社会大众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成果不满，因而要求对改革路径进行反思，在反思过程中，其中可能也夹杂着一些个别的极端声音，但这个声音不是社会的主流，也不是争论的焦点。那么如何让改革争论能够纳入一个正确高效的轨道，则是那些关注改革、关注民生的学者应尽的责任。

　　事实上，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确需要进行总结和反思。民众对改革的不满，并不是全盘否定改革，而是对改革不足的方面进行纠正，同时还要求对改革不到位的地方深化改革，如民众对权力市场化的反对，就是要求加强政治体制改革，重新界定政府的权力边界，而这一点正是今后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回顾过去27年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进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确立了市场化的体制，但这个体制还没有完善，其中既有市场化不够的方面，也有过度市场化的地方。因而，对改革的反思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同时要避免“泛市场化”和过度市场化。

　　在批评过度市场化之前，首先应该看到，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市场化不够导致的。我们可以列举很多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如资本市场依然是一个政策所掌控的市场，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摆脱“圈钱工具”的功能。由于市场化建设不够，导致上市公司治理问题重重，投资者没有得到保护，无法实现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如信贷市场的市场化不够，导致银行效率低下，大量贷款流向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造成银行呆坏账减了又增。如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不够，不仅使普通劳动者难以获得有效的寻求工作的渠道，也无法建立有序高效的经理人市场。这不仅影响到普通人的就业，也使得国有企业对管理者的选择过多使用行政手段，进而也无法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如产业投资领域的市场化不够，导致民间资本无法进入一些产业，其不仅无助于提高整个产业的生产效率，也会在鼓励外资进入的同时，给中国经济安全带来隐患。如垄断产业的市场化不够，导致消费者承担着较高的消费价格，典型的是电信产业的固话业务。由于垄断，使得在技术飞跃发展，通信市场不断扩张、通信成本不断降低的同时，消费者还要被迫接受通信价格不断提高的现实。

　　可以说，因为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以较高的资源消耗来维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必须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建设，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帕雷托改进。

　　我们在强调继续推进市场化建设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对改革理论的准备不足和对改革复杂性的认识不够，在改革过程中，在个别领域还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并由此产生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当然，过度市场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既有理论认识的不到位，也有利益集团左右改革方向的问题。

　　有关对过度市场化的讨论实际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的无效”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个是对某些利益集团从过度市场化中牟取利益缺乏足够的警惕。

　　市场化改革无疑强调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这种改革方向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是，以市场化取向为改革方向的理论，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也忽略了“市场的无效”问题。传统的市场理论认为，市场只要是一个没有摩擦、信息完全、竞争充分的市场，价格信号就可以调节市场实现均衡。但当人们认识到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后，就会发现，市场也存在失灵的时候，一个经济活动可能会带来负的“外部性”，而这有时是市场无法解决的。因而，只有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当前存在的诸如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现象，都是因为过于相信市场、依赖市场而造成的。因此，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市场化问题，应该进行反思并纠正。

　　而对于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没有充分意识到，但现在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利益集团影响改革方向的观点，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客观讲，利益集团的出现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从积极方面看，这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础。只有具有不同利益的团体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渴望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才会产生民主决策的基础和机制。而当前所要做的，是能够让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和渠道，而不是让那些力量强大且掌握政治技巧和经济资源的集团获得片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