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慈善事业正处在起步阶段，慈善事业不成熟，慈善捐赠不透明；很多富豪捐赠方式隐秘，不少企业家保持低调，不愿公开其在慈善领域的贡献；中国富豪乐于慈善的公益意识不强，缺乏“人人可慈善”的大气候等，是福布斯这样一个商业性质的杂志取消中国慈善榜的真正根源。
倡导“世界只有通过教育而不是战争和革命才能得到拯救”的韦尔斯，在其《世界史纲》中讲述罗马共和国的财政时说：货币与其他大多数的发明差不多，是人类事务中的‘偶然事件’，人们必须发展直到不断完善，才能使用货币的道德和科学去穿越蒙昧、无知、黑暗、血腥、灾难、残酷等等，这样历史的目光才会一直朝向人类的文明，而历史也将成为对人类尊严的记录……
道德、尊严、文明是否必然趋同一处，这似乎是个多余的问题。就像讨论财富与慈善是不是应该浑然一体、贫穷与富有是不是应该公之于众一样，带来的初衷都是憧憬与激情，留下的或许总是无奈与尴尬。
2007年5月8日，全球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宣布：从今年起，福布斯取消中国慈善榜。这是其为中国富豪排名8年来，取消的第一张榜单。
从1999年《福布斯》进入中国并推出首张中国富豪榜开始，到遭遇种种困难而半路夭折——这个过程似乎是一种“完美”的回归。
慈善事业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慈善事业正处在起步阶段，“富人寡善”、“穷人诅咒”正在形成尖锐的社会矛盾。慈善事业不成熟，慈善捐赠不透明，中国富豪乐于慈善的公益意识不强，缺乏一个“人人可慈善”的大气候。对于福布斯这样一个商业性质的慈善榜而言，取消中国慈善榜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中国富豪的捐赠途径等与外国有很大不同。据相关统计显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绕过慈善机构，直接捐向某些社会项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中国企业家计算慈善捐赠金额，很多算进了实物，而国外一般只算现金。在大多数国家，宽松的退税政策，是激励企业和公民参与慈善活动的有效机制。在那里，捐赠不仅可以用现金、信用卡，还可以用股票、旧车、旧计算机，甚至捐旧衣服，都可以抵税，慈善退税和一年一度的报税相结合，不需要专门去申请退税。而在我国，虽然也给予了慈善事业以税收优惠，但优惠有限，免税手续也比较复杂。同时一个好的人文环境，也没有形成。国外的企业家行善，一般不会为露富担忧；我国则不行，露富成了一些富翁的心理负担。比如一些企业家做慈善事业出名后，众多索捐、求助者纷纷以各种理由找上门来。
更有富豪不愿上榜，担心的是深层次的企业家原罪问题。比如，房地产行业近年来遭到集体“丑化”，房地产界多富豪并非因为房地产业已成为中国的黄金产业，而在于房地产业是国内最大的权力寻租场所。这种论断耐人寻味，更值得追问：没有制造原罪的土壤，谈何富豪原罪？富豪怕引火烧身，表面上看是富豪的“自私”，实际上隐匿着权力寻租、权力求租以及资本权力化的残酷现实。
对此，世界慈善大家卡内基、盖茨和巴菲特始终表示：如果他们不出来负责地重新分配自己受托监督的财富，那么美国要么选择由国家来进行财富重新分配；要么建立一个由世袭贵族所统治的等级社会，而那种小政府治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就无法维持。中华慈善总会理事章立凡也直言，良好的民间慈善需要有三个层面的土壤，法律、道德和文化。在慈善文化尚未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之时，清理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生存的土壤实属当务之急，惟有如此，真正的富豪才敢发财，发的财才是干净财，也惟有如此，真正的富豪才不拒绝富豪榜，更不会拒绝慈善榜。从而让慈善成为一种美誉，以善易善、以善带善的愿景才能实现。
其实，“财不外露”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一如当初，国家税务总局在要求个税申报之初就声称，他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2000万人的收入档案，可以通过设定指标来查找年所得12万元以上和接近12万元的纳税人。国税总局公布了五个掌握高收入者情况的渠道，显得胸有成竹。然而，截止到个税申报最终期限的2007年4月2日，全国自行纳税申报总人数连三成都不到。而《2007年度中国社会蓝皮书》中的数据显示，中国贫富差距的收入已有18倍。中国国民收入已成两极分化的趋势，且有越来越严重的态势。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现在的富人很少会拿出钱来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如果所有企业都发展壮大了，不见的会有多少企业家们肯从兜里掏去票子去为慈善事业做贡献。因为，在许多企业家眼中，只有企业先发展壮大，才能考虑慈善事业。
无论怎样，福布斯取消中国慈善榜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慈善事业是公益事业，需要激发人们的善心，富豪榜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比枯燥的说教更能触动富豪们。没有了慈善排行榜的激励，一些富豪不捐赠社会就可能变得心安理得。我们需要一个促使财富透明的机制，这不仅可以减少社会运行成本，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也能促使依法纳税，减少暗箱操作，使整个中国社会包括人的思想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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