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安石：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日！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为国家增加收入，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变法前一年（1068年）三月，宋神宗对大臣文彦博（62岁）等人说：“当今管理财政是最紧急的事务，养兵守备边防，国库不可不丰盈，大臣应该共同留意节约用度。” 四月，宋神宗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故，大体上获得太平，是用的什么治道呢？” 此一问最能体现宋神宗的心境。北宗始于960年，到宋神宗问这话的时候已经立国109年，宋神宗想知道自己的老祖宗是用什么“治道”葆有了大宋的百年基业，他要总结历史经验，他对眼下准备实施的变法还不是很有底。 王安石感到此一问意义重大，因此专门写了一个奏章，其中提到： 对于管理财政，大抵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虽然俭朴节约而老百姓并不富裕，虽然勤勉忧劳而国家并不强盛。 仰赖不是夷狄（指辽和西夏）昌盛的时期，又没有连年水灾、旱灾的忧患，所以天下能平安无事，超过了百年，虽说是人事，也是由于上天的保佑。但是陛下不能不知道：天助之不可常，人事之不可急于求成，则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日！ 王安石的意思很明白，国家财政困难，光靠“节流”是行不通的，必须“开源”，而“开源”的办法就是实行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王安石的奏书很有煽动性，说“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日！” 必须注意到一点，宋神宗下定决心变法，有两个原因：一是现实的逼迫（国家太穷了）；二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的游说和鼓动。这跟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不同，秦孝公自己有坚定的意志，是改革的发动机，也是改革真正的领导者。 王安石要求变法，并且认为应该马上实施。事实上，早在十年前（1059年），王安石就给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赵祯）上过《万言书》，申明了他的改革主张和方略。 他说：“现在天下财力一天比一天穷困，社会风俗也因此一天比一天坏，其原因在于不效法先王之政的缘故。” 这个话没有任何改革的意味，甚至是司马光们最欢喜的，因为对保守派来说，“法先王之政”是他们的圣经。儒家一向习惯于“向后看”，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夏、商、周三朝是儒家心中的伊甸园，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这些“半信史”的时代去，这也是后世儒家最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王安石说完“法先王之政”后，接下去的话，非常突兀，风向大变。他说：“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王安石的意思是，“法先王之政”作为原则没有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法”什么？他明确指出，只是“法其意而已”！他进一步解释说：“法其意，那么我所主张的改革，就不会惊骇天下人的耳目，让普天下的议论风起云涌。”就这一段话来看，王安石是讲究策略的，他要把变法藏在“法先王之政”的大帽子下面，目的是瓦解必然会出现的反对力量，使之降低到最低限度。这种策略很像《普华永道论变革型领导力》中所说的“致力于企业文化的变革，既要单刀直入，又要以迂为直。” 王安石这些人之所以不是“腐儒”，就在于他们有“现实感”，无论是在学术上、文学上还是政治生活中，他们都有自己的“兵法”。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能打仗，就在于这种“兵法”是一以贯之的。当今世界发生战争，如果某一个国家任命一个哲学家当总司令，一定会成为所有媒体的头条新闻，但在古代，这是可行的，也不乏成功的案例。 就财政问题，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这段话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国家财力之所以困乏，原因在于没有合适的理财办法。而且，王安石很肯定地说，自古以来的“治世”，没有哪一个会在经济问题上伤透脑筋，经济问题是“小儿科”，现在国家为经济问题大大地烦恼，其实根本不用担心，我王安石一变法，经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王安石跟宋神宗说话的口吻让人想起罗伯特·清崎的畅销书《穷爸爸·富爸爸》。这本倡导“财商”教育的书说：“之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为了财富奋斗终生而不可得，其主要原因在于，虽然他们都曾在各种学校中学习多年，却从未真正学习到关于金钱的知识。其结果就是，他们只知道为了钱而拼命工作，却从不去思索，如何让钱为他们工作。”最后的结论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查看 丁千城 的所有文章 进入营销论坛与作者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