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王安石与司马光渐行渐远……
司马光和王安石本来是好朋友，但随着变法的脚步越来越近，两人也渐行渐远，终至水火不容。王安石变法的前一年（1068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宋神宗御前公开发生争论：
王安石说：国家用度不足，并不是当前紧急的事务。
司马光说：国家用度不足确实是当前的急务，王安石说的不对。
王安石说：国家用度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任用善于理财的人而已。
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增加赋税来刮尽民财。百姓因此穷而为盗，这不是国家的福份。
王安石说：不对，这样的人不能称为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的人，不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能使国家用度充足。
司马光说：天地之间所生产的财货百物，只有那么多数量，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加赋税而使国家用度充足，不过是想方设法来暗夺民利，其害处比增加赋税还要严重。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言论，司马迁加以记载，只能说明司马迁不懂事理。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御前争论不止，多年的友谊也宣告破裂。
王安石变法的宗旨跟商鞅变法一样，都是“富国强兵”。王安石有一个中心思想：“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根本否认这种可能性，并且对汉武帝时桑弘羊的经济改革作了全盘否定，甚至骂了司马迁，指责其“不明事理”，原因是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桑弘羊的改革。
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包括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均输。盐、铁官营、酒类专卖这些都好理解，就是实行国家垄断，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均输”按照柏杨的解释，就是物资调节。由政府收购农民多余的产出，贱买贵卖，使巨商大贾无法操纵市场获利。柏杨同时评价说：“一个重农的政府，终于承认商业的功能，而兼干商人的勾当。”这些措施当然都能增加国家收入，而且还有削弱地方诸候国经济实力的作用，这是隐含的政治目的，桑弘羊对汉武帝说的很清楚。因此，司马光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好像有点说不通。
问题的焦点在于“不加赋而国用足”终究有没有这个可能？
按现代经济眼光来说，当然完全有这个可能。王安石变法的许多制度设计，也是围绕着这种可能展开的：
¢ 农田水利法：通过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从而保证灌溉，当然既可以增加可耕地面积，也可以提高农种物产量；
¢ 方田均税法：清丈出大量隐瞒的土地，当然可以增加政府税收；
¢ 青苗法：作为政府发放的一种小额贷款，给农民生产、生活资金，解除民间富商的高利贷盘剥，当然农民可以增加产出，农民有了收入，政府才有税源，当然政府发放青苗贷款，也有不低的利息收入；
¢ 免役法：改原来农民按户到官府服差役（差役法）为官府出钱雇佣人充役。其目的是让农民从劳役中解放出来，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时间，当然也可以多打粮；
¢ 均输法：由国家直接对经济加以干预，稳定物价，互通物资之有无，贱买贵卖，当然也可以增加国家收入。
因此，司马光说“天地之间所生产的财货百物，只有那么多数量”是不对的，早在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改革就可以增加天地之间财货百物的数量。兴修水利，保证农民不耽误农时，青黄不接的时候以贷款的形式给农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可以起到“尽地力”，增加产出的作用。
司马光又说“不加赋税而使国家用度充足，不过是想方设法来暗夺民利”，那么上述种种“富国之法”究竟有没有“暗夺民利”呢？
¢ 农田水利法属基础设施建设，不存在这种情况；
¢ 方田清税法，清丈出大量隐瞒的土地，这些隐瞒的土地应该属于地方上的巨商大贾，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兼并土地，又有能力交通官府，逃避税收，升斗小民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因此，也不存在暗夺民利的情况；
¢ 青苗法的情况较为复杂。原来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只好在民间借高利贷，现在则可以向政府贷款，政府是收取利息的，但政府收取的利息比高利贷要低得多。因此，青苗法侵夺的应该不是“民利”，而是发放高利贷的巨商大贾的利益。相当于银行向农民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从而把民间地下钱庄挤垮。青苗法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强行夺取民利，就是“强制贷款”。不幸的是，“强制贷款”的现象还是普遍发生了。
¢ 免役法是“以钱代役”，其目的是保证农民不误农时。但农民种地，土地产出并不能与劳动力投入成正比。同样一亩地，农民甲勤劳，每天在地里劳动八小时；农民乙懒惰，每天在地里劳动四小时，这并不能保证农民甲比农民乙多打一倍的粮食。对农业产量影响最大的不可控因素还是老天，农民是靠天吃饭。现在“以钱代役”，假如碰到荒年，农民的对田地的时间投入就不会有合适的回报，农民就要破产。不幸的是，王安石变法之后，老天并不帮忙。
¢ 均输法跟方田清税法一样，侵夺的是巨商大贾投机倒把的利益，对升斗小民应该无所损害。
从以上情况分析，至少从政策制定的初衷来看，并没有埋伏“暗夺民利”的潜在目的。从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来看，青苗法和免役法的确有可能导致民不聊生，尤其在老天不帮忙的情况下（天灾），又尤其在像吕惠卿等改“自愿请贷”为“强制贷款”的情况下（人祸）。
总之，司马光讲的“暗夺民利”的情况的确是发生了。司马光虽然不能预知“天灾”，但他对“人祸”的估计是充分的。
变法遇到了挫折，足以给反对派提供口实，而宋神宗也开始动摇。
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年（1070年），已经被王安石贬出京城的老臣韩琦，上书宋神宗力言青苗法之弊。宋神宗说：韩琦是真正的忠臣，虽在外为官，也不忘王室。朕起初以为青苗法可以“利民”，没想到竟然“害民”如此！
节选自作者新著《蝴蝶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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