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容易被人忽视，但却又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新闻，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2007年11月2日，重庆华岩寺为期3天的“商界精英禅修营”开营；2007年11月12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EMBA班的课堂，搬进了安徽三祖寺，学员们接受的是一堂禅学讲座。而在此之前，关于中国企业家信仰宗教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譬如北京世邦广告公司董事长陈晓旭在去世前皈依佛教，凤凰卫视刘长乐每年都要去五台山礼佛，巴渝笑星、重庆“李伯清茶楼”老板李伯清日前正式宣布剃度出家……

　　与此同时，另一些嘈杂缤纷的新闻，也时常震诧着笔者的神经。

　　华为逃避新《劳动法》的羁绊，启动7000人之众的“辞职运动”；娃哈哈和达能的纷争日渐升温，余波至今不平……

　　我们的企业、企业家究竟怎么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呢？重读青年经济学家赵晓的代表作《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笔者恍然大悟。

　　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走过第30个年头。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几乎是照搬西方模式，我们依葫芦画瓢般建立了现代的企业制度、法律制度，我们的改革一日未停息，但我们的改革进程始终错漏百出。回首这30年里，中国企业家自杀率为世所罕见，涉案率也居高不下。昔日辉煌的牟其中、周正毅、唐万新、顾雏军之流，如今无一不是阶下囚。在中国经济狂奔的今天，跛脚的苦痛也愈发明显。

　　我们正在完成显性制度的构建，但我们却忽略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背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隐形因素。国内经济学的启蒙教材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很多人不知道，亚当·斯密还有一部经典之作《道德情操论》。片面解读西方经济学经典教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的初级市场经济体系是跛足的。为了保证经济战车健康前进，我们付出了高昂的运行成本：创建反贪污贿赂总局，掀起反商业贿赂风暴……但却治标不治本。

　　怎样才能降低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并让我们的企业家不生病呢？

　　两年前，赵晓在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提出：美国的市场经济伦理，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上的。企业家自发的道德约束，能够有效降低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譬如，大部分美国企业家都信教，而他们把创造财富视为“荣耀上帝”的手段。这样一来，企业家因信教而向善，因信仰而保持诚信，因信仰的向下传递使得企业上下保持一致的目标，市场经济才得以繁荣昌盛，社会风气才得以保持净化。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础”，要“通过道德建设、产权改革和法律约束，加快建设社会信用服务体系”。而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对此的表述则是：要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

　　显然，建立市场经济道德体系，已成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难以绕过的一道坎，此时再来看企业家们的“修禅学佛热”，或许正是对这种道德呼唤的另类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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