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1950的中国》序言

这不是一本历史普及读本，我们虽然都是学文史出身，但并不从事历史研究。我们很想在《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的间隙，谈谈“大国的衰落”、“帝国的倾斜”。

我们根据资料整理出了一张《中国经济200年走势对比折线图》，中国1750年GDP占世界总量的32.9%，而1949年GDP占世界总量仅1%。虽然说统计口径不同、数据来源不一、专家立场差异，这份表算不上精确和权威，但以之来呈现一个事实是足够的――1750年后的200年中国经济一直在下滑，一向不愿正视夷人的中华帝国落后了。

有人会认为，落后了是因为被人打了并且打输了，但战争失败后复国并且不到50年又重新立于排头兵地位的国家故事有的是，但我们1840年以后就一蹶不振，以至于100多年不能抬头。而且从大量的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中不难得出结论――战争失败不是中国落后的因，而是帝国衰落的果，正应了一句平常语“落后就要挨打”。军事的失败只能是经济落后的集中表现。

那么，对于中国这个历史厚重而数代盛极的文明古国，经济步步后退，究竟原因是什么？虽然不能回避人口问题，但经济总量占全球之比始终在大踏步下滑又是何道理？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权威数据分析，中国1820年GDP总量2290亿（以1990年国际元为单位，下同），1900年为2180亿，1950年为2400亿，总量基本持平，但同期世界GDP总量分别为6960亿、19730亿、53260亿，因此中国三个时期的比重分别为33％、11％、5％，人均GDP则从600元到545元再到439元（见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列强在发展，我们却停滞不前甚或倒退，更可怜的是我们对此毫无感觉，至少视而不见。因此，许多历史学家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与世隔绝”四个字。

与世隔绝的背后更为可怕的是精神的桎梏，更早以前的思想封锁为以后的社会进步埋下可怕的贻害百年的种子。在英国棉纺部门完成从“珍妮”纺纱机到“缪尔”纺纱机发展到瓦特蒸汽机的“三级跳”以使工业革命由此展开之时，我们虽然也处在康乾盛世，但社会却日益沉闷，“文字狱”一桩接一桩，举国无人出声。当乾隆这位“十全老人”极为铺张地六度南巡之期：英国国会早已通过了《权力法案》，规定国王无权废止法律，重大问题由国会决定；法国出现大批思想家，伏尔泰在主张开明君主制度限制王权，孟德斯鸠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学说，卢梭的一系列著作则极力主张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法国的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更是明确地宣布了自由、平等的原则；美国的独立战争于1755年打响，次年通过了杰弗逊等起草的《独立宣言》，核心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谋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人们的这些权利才需要建立政府。封建，这个我们小学就学过的单词，数百年来，你我又都读懂了么？

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大历史学家吕思勉在“清代的盛衰”一章中作出如下判断：“清朝的衰机，可以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也有类似的判断：“乾隆受到太多的赞誉，却极少省思，在一派繁荣的乾隆中期，已日益显现了衰退甚至萌溃的征兆（见黄纯艳译《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所有的“衰机”、“征兆”，我们理解为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封锁。

我们从1750年起，一节一节地对这200年的历史梳理一遍，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不同角度思考一通，再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对比一下，相信读者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也许有些同仁会与对我们发出的议论微微颌首。然而，更要紧的是，你我都得知耻而奋起，中兴的机遇并非每一个时代都有啊。

（此书为我首度与他人合著之作，合作者为中学同学、历史研究者王筱宇先生，已由新世界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责任编辑：梁小玲、冉晓东；发行者电话： 010-...\1336648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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