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受招行之邀，专听了一场在国家大剧院的朗朗音乐会。

郎朗和李云迪，两个同样生于1982年的青年人，凭着天赋和勤奋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钢琴演奏家。

有一点感受非常强烈的，那就是郎朗比李云迪更火更红。

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在电视广告的屏幕里，在网络的娱乐新闻里，总是能时不时见到郎朗。而李云迪，似乎许久不见，连长相都有些记忆模糊。

说到中国钢琴，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映都是：郎朗。

事实上，李云迪成名其实在郎朗之前，2000年，18岁的李云迪就一举拿下第十四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成为肖邦赛事七十多年历史中最年轻的金奖获得者和首获第一名的中国人。

而郎朗获得最重要的奖项是在两年之后，2002年，"伯恩斯坦艺术成就大奖"在德国汉堡举行，郎朗是第一位得主也是该年唯一得主。

当然，他们自幼起所获的各种奖项举不胜举。

说句实话，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分不太清楚哪个奖项更重要，也听不出谁的演奏的更艺术。那么，为什么同样是青春貌美，同样技艺高超的两个英俊少年如今拥有的人气却出现了差距呢？

原因在于郎朗的营销做得更好。

郎朗身后的团队显然更擅于包装造势，在宣传上更积极——他们敢于早早亮出“国际钢琴大师”的旗号；在演出上更勤快更频繁——据说，郎朗一年的演出场次可达150场之多，而且是国内国外全世界的赶场；在机会把握上更主动——近年来央视直播的大型活动总是能见到郎朗的身景，甚至有机会与胡主席共同亮相；在媒体炒作上也颇有心得——郎朗父亲的一句话：“只有公主才配得上郎朗”，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被媒体热炒了一把，无形中又把郎朗的知名度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反观李云迪，就显得比较沉默，除了一些正式的艺术演出，很少看到有关他的报道。

市场永远是现实的。郎朗早早就成为劳力士、奥迪的形象代言人，在中国的电视屏幕里也天天以天才成功者的形象为奶粉做广告。

而李云迪呢？真的想不起来他在钢琴之外的商业表现。

怕就怕那些商家们也想不起来，或者商家虽然想起来了，却担心消费者想不起来。

还是那个老道理，再好的产品也要会营销，做市场不能做无名英雄。营销做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产品的商业价值——你是谁并不重要，消费者认为你是谁才重要。

当然，艺术家的成就并不能单纯用商业价值来衡量，对于郎朗和李云迪来说，现在评论谁优谁劣还为时过早，他们将来的路还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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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39岁的约书亚·贝尔是美国灸手可热的音乐大师。他4岁开始学琴，14岁就与费城管弦乐团合作演出，之后曾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奏，被视为“同代中最好的小提琴家之一。他曾为多部著名电影配乐，并因演奏奥斯卡名片《红色小提琴》音乐而得过格莱美大奖。

贝尔的演出酬金平均每分钟高达1000美元。他在华盛顿百年礼堂举行演奏会时，演奏会的门票最低也要100美元一张，尽管如此，门票仍然销售一空。

这位富有浪漫气质的演奏家有一天突发奇想，要搞一次行为艺术。

贝尔扮成落魄的流浪汉，带着他那把1713年制造、估值350万美元的小提琴，在接近早上8时的繁忙时间，站在朗方广场地铁站的垃圾桶旁开始演奏。

在43分钟里，贝尔共演奏了6首古典名曲。但经过他面前的1097人当中，绝大多数人对他的悠扬乐韵置若罔闻，只有27人被吸引。但当中多数人听了数秒之后就转身而去，只有7人停下来欣赏了一分钟左右。

更令贝尔泄气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没能认出他这位天天出现在电视杂志上的明星人物。只有一位女士在表演接近尾声时才终于认出了这位演奏家，赞赏他一番。

43分钟表演结束后，没有掌声，只有32.17美元的可怜施舍。

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

产品要卖出价，需要在营造良好的营销环境。同样的音乐，在地铁垃圾桶边上和在华盛顿百年礼堂听起来感觉绝不会一样。

终端是品牌形象的载体，要能过终端找到你的消费者。在音乐礼堂，发烧友即使花1000美元听一场演奏也在所不惜，而在地铁站，哪怕是免费的大师演奏也无人喝彩——在这里，遇上知音的概率太小。

再好的产品也要包装。流浪汉的音乐只值得施舍，而大师的音乐需要聆听——虽然前者的造诣可能高于后者。产品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品牌形象和终端形象。

——摘自李光斗新著《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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