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年的咨询道路上，起初，我曾经狠狠研究过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曾经对之顶礼膜拜，因为当时除了这些，没有别的可以借鉴的商学思想。我也曾与大多数人一样“言必称西方”，因为西方的东西在当时看来都被证明是对的、有效果的。后来就不对劲儿了，西方的东西是好，但在很多中国企业没有用处，这真让我疑惑不解，也让我兴奋。我喜欢上下求索问题答案的过程，要是没有让我绞尽脑汁的问题，我不知道活着怎么办！在思考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有用无用的时候，我认识到：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是基于西人的文化和思维的,西人思维以征服自然、改造世界为出发点，倾向于物质世界的研究，因此发明和创造了很多工具和方法。工具和方法最大的好处是利于普及，最大的坏处则是过于机械和呆板，缺少生气，缺少大气，有时候人本身也被当作工具，人之为人的灵性没有发挥余地，沉迷于工具和方法还让人易生“盲人摸象”之感，缺少一种洞穿全局、参透宇宙人生的深邃。

西方世界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对“人力资源”、对“企业文化”的重视正是他们认识到“管理就是管人”的表现。然而，当西方将管理研究的重点放在“人”上时，他们对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的研究和应用还是扎根于西方土壤，时时有外化的工具和方法问世甚至风靡。在人人言商的当今中国，这些管理思想、工具和方法自然如病毒般迅速传入，但在应用时却总让人有隔了一张皮的感觉。比如西方说，把员工作为企业的资源看待，员工的能力和素质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员工培训至为重要。而我却发现，“以人为本”是真理无疑，培训的作用则应该次于选人和用人。很多人都发现一个现象：企业家是天生的。其实，企业内很多人才也是天生的，培训的作用在于激发人才的潜能，而不是培养你想赋予他的能力。培训的形式也不是课堂式的最有效果，很多时候，实战式的培训最能使人成长。

这几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式管理的口号在商界渐成流行，但人们有时候将中国式管理与国企管理等同，似乎中国式管理就是权谋、政治斗争什么的，窃以为此言差矣。真正的中国式管理应该是：“在中华振兴的时代大背景下，中西兼收并蓄和升华，探寻根植于中华民族智慧深度和文化魅力的管理真知——真正适合和属于中国企业自己的管理真知。”

管理是活生生的东西，一定要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管理就是管人。组织仅仅以契约关系维系是不够的，组织必须有“魂”，没有灵魂的组织犹如行尸走肉，聚拢不了人心，成不了大事。在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不仅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固步自封向开放融合的转型，而且，曾经一统天下的西方文化和思维正在悄悄发生扭转，西方工业文明似如春花已绽放殆尽，她的不足越来越被世人所认识，文化和思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有效谁就占主流。在新的历史阶段，长于宏观思维和人的精神世界研究的东方文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渐呈流行之势。

并不是中国强大了，东方文化影响力就广了，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工业化后期，物质文明极度繁荣，“仓禀实而知礼节”，精神文明成为人们普遍的追求，很多人在思考：我这一生怎么过？人生的意义何在？在这方面，中国古人有很深的思考和探索；与此同时，东方智慧在创造物质文明的过程中也日益显示着威力，世界越来越需要宏观思维、系统思维。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文化的魅力就随着中国的强大而光芒四射。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变化而活跃的时代，相较于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苦苦探求而心血东流的前辈，我们的人生比前人幸运得多、光彩得多。我们这个时代，随时会有人演绎出或笑傲江湖、或快意恩仇的精彩传奇。

我们这个时代的管理咨询，在风格上，必须很“东方”、很“治本”；在思维上，必须很“系统”、很“宏观”。我们这个时代有影响力的管理咨询公司，必须根植中华民族智慧深度和文化魅力，如同做人一般，必须要有理想、有思想、有灵魂。

十九世纪末，亚当斯密将制针进行专业化分工、亨利福特将汽车制造标准化，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十一世纪之初，时代赋予我们这种融贯东西而创新的历史使命，企业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为各类企业服务的管理咨询公司最有可能肩负这个历史使命，开拓出新的历史形势下的商学思想，而开风气之先的管理咨询公司必将以其鲜明和鲜活的个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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