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中国企业必须处处依法办事，那我就太天真了；但如果我说，让法律滚到一边去，企业完全不用理会它，那也太不切合实际了。

 

在自然界，草是需要光照和风吹才能长得茂盛的。在中国社会，法制的风吹得很好，但法制的草却并未随顺相从。但中国已经不是法制的沙漠，也不仅是沙漠中的零星绿洲，而是在大地上遍长着的、疏密不均的离茂盛还存在距离的绿草。

 

个人也好，公司也好，生存在一个存在二重标准的环境里，——显规则在扬眉吐气地登台，潜规则也在不甘示弱地游走。我们的人格肯定也会出现二重化。不仅如此，二重人格会直接酿造两种极不好的表现。其一，对国家法制建设出现迷茫，产生“国家现在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法治是真的还是假的？”等类似的疑问；第二，产生法制虚无意识，认为国家现在根本就没有法制，法制那是骗人的把戏。这两种表现极易在我们的意识里构筑对国家法制的一些误区。应该客观地看到，法制误区在一些企业经营者、经理人身上明显地存在着，法制误区已经对一些企业的经营理性造成了不容忽视的侵蚀，我愿意将自己的一些看法讲出来，给各位做个参考。我将逐一列出三个误区，然后逐一谈自己的看法。

 

误区一：机关官员烂，用钱可将任何人搞定；违法了，花钱叫官员摆平即可。

 

这话肯定言过了，如果真要这么做，那十有八九会碰钉子。我曾在国家机关工作过十多年，我敢底气十足地讲：腐败分子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呢？答案是：腐败分子是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少数的少数的少数。我们从“能不能腐败”、“愿不愿腐败”、“敢不敢腐败”三个层面来作一下考量。“能不能腐败”——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能腐败的只是有职有权的人，这部分人只占少数；“愿不愿腐败”——在少数有职有权的人员中，愿腐败的只是部分人，也只占少数；“敢不敢腐败”——在愿腐败的人员中，敢腐败的只是少数人。当然，这只是就腐败的人数方面来做的一个衡量，由于腐败者尤其是大腐败者一般是位高权重，腐败的手段又极其卑鄙，受贿行贿一齐搞，金钱美女一起捞，吃喝玩乐齐具备，所以腐败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十分恶劣的，一人腐败即可污染一方，这也就是民众对腐败现象恨之入骨的原因，也是中央反腐力度越来越加大的原因。其实，腐败的成因不仅仅来自于国家体制本身，不仅仅来自于国家机关内部，还来自于群体意识和公众行为的推波助澜。群体意识夸大腐败现象，为腐败现象吹风造势，在“有事就找人摆平”的思想主导下，向腐败分子行贿，人为地营造了腐败气候，助长了腐败分子的气焰。我们常说一句话，预防腐败要加大监督力度，公众监督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我们不但不参腐而且见腐就报，你看那些梁上君子又能得意到那里去！要看到，腐败分子是在“白天敲门心也惊”的状态中过的日子，他们心地阴暗，灵魂肮脏，胆小如鼠，自身尚且难保，又怎能愿意、怎能可靠地帮我们什么忙呢？与他们打交道，钱少了打水漂，钱多了也敢要，是否帮得上得看看；这些人，一般无诚信可言，信口雌黄，翻手云雨，大腹便便，装的都是坏水。企业完全没有必要将自己攀登的缆绳系于这些人身上。笔者接触的一家颇有经营品位的公司，其经营者和某一基层官员过从较密，该官员告诉说，公司不必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因为周围的企业大多没有为员工购买养老保险。该公司是我的常年法律顾问单位，我对该经营者说，你的公司和其他公司不同，你的公司起点高，发展前景好，员工素质不错，应该谋求不同于一般的劳动管理模式，再者，不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资方担的风险比较大。他还是听了官员的话。后来公司因为一件事情处理不善，造成部分员工不满，这部分员工以公司不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为由煽动全公司员工罢工，并到公司大门前的公共场地上集体示威。公司经营者找到该官员，该官员看到这阵势，哪里还敢拢场。最后以公司不但为近一千名员工办理了养老保险，而且还得补办过去最近两年的养老保险了事，光是补办一项的费用，公司就花了近400万元。

 

误区二：法院法官黑，打官司就是打钱打关系；即使违法，也可用钱用关系将官司打赢。

 

这种说法肯定是错的。一则，大多数法官不敢枉法裁判。法官的裁判行为虽然存在自由心证、自由裁量，但首先是受制于白纸黑字的法律。实体法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规定，程序法对证据制度作了明确规定，案件再加上律师的参与，律师又会对案件的审理提出代理意见，各个因素均促使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二则，法官是一种职业，取得这一职业是法官的追求，在这一职业上取得成就是大多数法官的追求，法院对法官有严密的管理制度，法官因懂法而容易做到守法，法官因系国家公职人员而经常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法官容易做到自律；种种这些原因，必然会使法官中的大多数是合格的。这就是我国当代司法审判的生命力之本。司法机关在推动社会公正方面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此有必要提及的是，在一些法官的腐败问题上，一些律师起了很坏的作用。一些律师长年不学习业务，接到案子不去认真思考、准备，一心只在做“红顶律师”的梦。这些律师八小时以外总象哈叭狗一般，屁颠屁颠地闻着一些法官的屁股，请法官吃喝、玩女人、打麻将。一旦接到当事人的案子，就在当事人面前渲染：“法官如何如何坏，要向法官行贿，案件才有赢的希望。”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骗取当事人除了律师代理费以外的另一笔钱，这一笔钱可能也拿些给法官，但至少有一部分是进了律师的腰包。所以近年来，每每一查法官腐败案，总能拔出法官带出律师。讲几件开心些的事。我在辞职之前，在某地司法行政机关任过职，辞职后在当地做过律师，在这期间没有一单案子是找过关系的；辞职前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和公、检、法几家经常接触，甚至和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也常打交道，要说关系，比谁的关系都硬。我从没有因为案子的事去向办案人员提出过任何非分要求；你要求人家违法办案、枉法裁判，那不是毁了人家的事业和前程吗？即使你提出非分要求，办案人员也不可能接受和答应。举个实例，一民事案件，为某一证据的认证，合议庭意见分歧大，主审法官就将问题在全庭会议上提出来，结果在参会的十多名法官中持两种不同意见的各占一半，主审法官又向上一级法院的对应庭征求意见，最后问题才得到解决；这就是法官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这其实就是法院判案的基本模式。再举个实例。一次，作为一共同犯罪被告人的辩护人为被告人涉嫌职务侵占罪进行辩护，由于庭前准备工作做得好，庭审效果很不错，加上当事人系从犯、已全部退赃、无前科、认罪态度好，我估计当事人的刑期不会超过一年；但庭审后当事人的亲属找我商量，他们想拿出几万元钱送给法官，以图轻判，并说是周围的一些好心人告知他们要这样做。我对他们说，我不能也不会代他们向法官行贿，同时建议他们不要去向法官行贿，并告诉他们案子不会判得怎么重，刑期少于一年的可能性很大。他们认可了我的分析和接受了我的建议。结果当事人被判的刑期为七个月，减去侦查羁押的六个月时间，服刑时间仅剩一个月。当事人对我感激不尽。在律师执业过程中，不时听到来自于当事人的两个提问：“你和××法院打过交道吗？”“你和法院的法官熟悉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因具有二难性而使我艰于作出回答：若作出肯定回答，那我百分百是在欺骗当事人，因为即使和××法院打过交道，即使熟悉法院法官，案子该怎么判我根本无法左右；若作出否定回答，案子很有可能会接不到。我只能避开这两个答案而从其他角度来启发和引导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