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浪在博客首页上狂推一篇题为《湖北人，你到底患了什么病》（作者冯知明）的文章，文字洋洋洒洒八千多言，令人感触弥深。不过，我不觉得仅仅是湖北人才患有这么多诸如此类的毛病。我以为，这篇文章或可以改个名字，叫《中国人，你到底患了什么病》可能更合适一些。
具体的理由其实没有必要进行一一罗列。因为对其他省区评价非议的言论，也总有出现，比如对河南人、山东人、东北人等等。但这类评价似乎没有《湖北人，你到底患了什么病》这般忠言逆耳的理性味道，大多过于感性。
以前有本书很有意思，大致是给“闯江湖（做项目、跑营销）者”阅读的，书名好像叫《水煮中国商人》，是评价中国各地商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习惯的。但是，如今的国内环境已然相差无几，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别了。
比如说国人之“懒”。江西南昌很多小生意人或许比湖北小生意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比之广东小生意人那更是差之万里，顾客想通过电话买到即时产品简直是天方夜谭。你很难发现有哪一家小士多店愿意为客户送上一箱啤酒，或者小饭店愿意为客人送去一份快餐的。
而“懒”生意要赚大钱肯定对应了“精”，全国生意人通常都有类似行为。不过，江苏的小生意人果然是“精”到极致，成为地域文化特色，形容他们抠门和小气，是难以表达我们的体会的。连打印一张黑白文件，是收5毛，还是收6毛，他们都可以和你“娓娓道来、语重心长……”
再说国人之“死板”与“关系之巧妙”。合肥火车站没有设立即时售票通道，这给很多临时需要搭乘列车的旅客带来诸多不便，他们只好不断地逾越长长的购票队伍，但也几乎每次都被售票员断然拒绝。售票人理直气壮地斥责说：“排队去。”要求售票员们急旅客之所急，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合肥火车站的站务员基本上具有那种特别“通情达理”的品质，他（她）们会建议这些旅客直接上车买票。一般来说，检票员们繁琐地对待有票乘客，而轻松地放任无票者进站，这是同时存在的。这造成一些很有意思的现实，一是几乎每个窗口都有直达售票员的关系户，在站场内外游弋邀卖；二是在很多起点站列车上，往往无票者可以在设立的某节补票车厢获得宽松座位，而众多有票无座者却在相应车厢内不堪拥挤。
说到国人之“忍”。我对河南人有着特别的敬意！3月初的郑州火车站依旧人潮如织，无论是各个售票厅，还是车站广场和候车厅，对于可能难以确定结果的数小时排队、候车，对于那些流动的关系户、票贩子，对于广场上那些形迹可疑的窃匪、拉客者、黑车，对于车站内外的肮脏、混乱以及散发的种种难闻气味，面容憔悴的老乡们身穿陈旧的厚重衣服拖着大包小包，他们等待或正在准备奔向不同的所谓出路，体现出大无畏的伟大坚忍精神。
甚至很多人骂赞“北京是骗子的天堂”，说北京有很多人利用文化、媒介、官位等等无形的东西在欺骗地方人。这样的北京人及其活动，我不是很清楚内幕，但就管理领域而言，我的邮箱经常收到北京一些咨询公司或皮包公司的培训计划和种类繁多的“XX会议”邀约，这些发来的材料上很多都是打着中央部位的标签和盖有大红的公章。
再说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名人，以及那些对企业、对社会毫无责任感的国企管理者，又岂止是个别地区的表现呢……
就改善民生而言，我们设想对国企实行人民公社制；就健康政企秩序而言，我们建议对民企运作项目的监管过程实现严格的廉政公署制。这两种制度改革，或许在现阶段是可以改变经济环境的。
但是，假如一个民族、一个组织和一个人已经失去了或遗失了基本灵魂与精神的话，其实，我们再谈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下列这条价值规则确实成立的话：
“思想决定理念，理念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方法，方法选用工具。”
那么，为多数人富裕所作的思想与经济努力，就应该趋于创造一个利于民生的均衡管理架构；而为少数人富裕所作的理论与势力扩张，就应该更加致力于营建一个利于私人的暴力管理阶层。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性无所谓善恶，但人类只有利己才能保证人种的延续，并可能提升生活状态。暴力、贿赂、投机、色情、欺骗、剥削等等人类原初之罪不仅不会消失，相反，这些东西往往成为势力相当或不平等集团相互交易的必要手段。
今天，其实很多人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没有了无处不在的死亡的魔爪，没有饥寒交迫的垂死挣扎，乃至于没有了令人振奋的信念与积极朴实的生活态度，但是和人们逐步复杂的生活方式如影随形的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疑难疾病。
应该说，生命的进化和社会的进步是必然的。人对权利的要求及其向往自由之路的理想，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而日益增长，经济条件的改变也必然改变人们单纯的生活追求。
……
这样的文字，我通常是写不下去的。诚如儿时读书，有文章说：“和约墨迹未干，敌人已经制造了数起惨案……”不禁发出无言的感慨：人无生老病死，岂非神仙乎？！
只希望不要让大多数人贫病，少部分人富贵——连这个愿望都已经好难实现了，人们为此做了几千年的黄粱美梦。 查看 陈达夫 的所有文章 进入营销论坛与作者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