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双方先后经过6次协商，共召开了10次工资恳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500余份，3次调整了基准工价。最后，温岭市新河镇工会与行业协会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确定了本行业普遍认可的最低工资标准。 工人工资怎样“谈”出来 本刊记者 金少策 入新河镇，现为新河镇一主干线公路上的一个服务区，沿公路两旁密布着三至四层的小楼，其间掩藏着113家羊毛衫厂，每年出产价值近10亿元的羊毛衫。 这是温岭市最早施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行业，也正因为如此，该协会工会主席陈福清格外受到外界的关注。 “今天下午恐怕不行，要去台州参加一个讲座……明天上午也有安排，明天下午温岭市总工会要开会，”如今的陈福清非常忙碌，汇报工作、基层调查、主持协商，还要接受新闻媒体一波接一波的采访。 虽然如此，陈福清对我们的采访要求也是尽量配合。“过程啊，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漂亮’。”在没有见面前，陈福清在电话中告诉《浙商》，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被逼出来的”，而他自己，全程经历了这中间的诸多波折。 “最近，已经在和同事挨家挨户地到各个羊毛衫企业了解情况，收集资料，为今年的行业工资协商会作准备。”2008年2月27日，参加完温岭市总工会的讨论会后，陈福清向《浙商》透露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的行业背景和艰难创建过程。 被逼出来的“谈判” “最早大概是四、五家企业吧，都在公路边上。”采访开始，陈福清向《浙商》描述长屿羊毛衫行业的起源和发展。“发展很迅速，1998年那会儿，就已经有将近100家了，分布在三公里长的公路两侧，每年的产值也不下10亿元，行业工人有万人之多。” 然而，劳动密集型的羊毛衫行业在进入2000年后，遇到了发展瓶颈。 羊毛衫的生产有其特殊之处：一般每年4月开工，生产到12月，等销售旺季过后，中间1—4月停产。而工人停工要求加工资，往往在9月份等生产最忙的时候。最严重的2002 年，发生了11起工资信访，涉及120多名工人。 每年1至3月的淡季，工人们聚到一起寻找新东家。而此时，由于羊毛衫市场行情和流行花色尚未确定，企业也难以确定工价，老板往往对工人们说：“先来干着吧，不会亏待你的。” 一直干到7月底，在老板与工人间的反复角力中，一个相对统一的工价标准才大致稳定下来，但前期的空口无凭已埋下了劳资纠纷的隐患。 这种状态对劳资双方都隐藏着“危险”。一些老板每月只发生活费，工资到年底才结算，届时工人们不一定能拿到原来许诺的钱。尤其是经营不善的企业，拖欠或克扣工资情况更为常见。工人们最后不得不以“集体停工”的极端形式抗争。 而对于老板们来说，最头痛的事莫过于在生产最紧张的时节，一旦别的老板高价相诱，工人们往往会集体跳槽，让老板们捧着签到的订单却无法交货。 “一些企业都是延期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的工资发放的，到了年底，效益好的话就没问题，企业效益差了呢，就扣发工人工资，产生劳资纠纷。”陈福清说，在113名老板和一万多名工人之间发生的劳资纠纷，一直是困扰新河镇各方的头疼事。 2003年，113位老板联合成立了温岭市羊毛衫协会，它的功能之一就是试图在工价上达成默契，避免企业间为互相挖角而哄抬工价。 面对老板们的统一战线，各自为阵的工人们地位显然不太有利——谁能代表他们与老板们平等抗衡呢？ 劳资纠纷也让政府感到棘手，因为它危及到社会安定。各集体方探讨出的办法是：开展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2003年，借鉴“民主恳谈会”的传统，由政府部门、工会出面，召集劳资双方坐下来协商工价。有着27年工会工作经历的新河镇总工会副主席陈福清被委以重任，担负行业工价调查工作。 2003年初，陈福清开始“摸底”。对那段时期的工作，陈福清总结了三个“难”。“一是脸难看，二是人难见，三是话难说。” “听说是工会来调查工资的，不让我进门，说老板不在。好不容易见到老板了，我问，你们的工价怎样？人家老板不爱搭理我。”平时里碰面都有说有笑的企业老板，在面对工价的问询时，都对陈福清保持了缄默。 这样的尴尬持续了近半个月，陈福清将工作情况向新河镇镇政府汇报。 “政府的支持很及时，”在镇政府的组织下，长屿羊毛衫行业的主要企业负责人被召集到镇政府开会。“一位副镇长要求企业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 有了新河镇政府的支持，陈福清的工作得以开展。 “调查的情况让我感到很吃惊，”调查中，陈福清发现，一些企业老板都抱有这样的心态：效益好一点的话，工价按照约定的付给工人，而万一效益不好的话，就降低工价，甚至不付工资。“这样弄的话工人罢工也就好理解了。” 但在调查中，陈福清也同时发现，企业老板也有改善劳资关系的意愿。 “一位老板跟我说，不要让我停产，把产品质量做得好一点，我就满意了。”让陈福清感到兴奋的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大部分企业都接受了他的提议，参与到由工会组织的工资集体协商中来。 查看 《浙商》 的所有文章 进入营销论坛与作者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