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人为了了专业或为了工作，废寝忘食，经常进入一种忘我的工作状态，忘记家人，忘记朋友，甚至象大禹治水一样，三过家门而不入。如果说我们国家处在一个刚开放的起步阶段，一段时间这样情形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人文发展阶段，我们应该更重视我们的以人为本的哲学。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活着绝不仅仅是为了工作或专业。

   我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明星，“为了艺术而献身”；某某专家，为了研究专业技术，弃家庭于不顾；还有更多的某某人，经常指责别人做多元事，有多元爱好，从事跨专业、行业的工作，就是“不务正业”。我感到惊讶。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常有的一元化思维误区之一。专业，只是学校培养大学生为自己和社会服务的一种技能，它只是“技”和“术”；文凭也仅仅只是个认证，一个敲门砖。我们不应该把“物”高于“人”，把“术”当成“道”，把文凭看得比能力重要，又把技能看得比人还重要，最终使自己成为专业和技能的奴隶。

   许多人常把专业当成终生奋斗的理想，无论是现实原因还是内心意愿，固然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把这种“忘我”强加给别人，变成了“忘人”——忘记了家人和朋友，以及忽视“做人”的根本，就非常荒谬。现代社会缺乏情商，也就很难拥有成功。成为某领域的“专家”，就像只拥有金钱一样，拥有的只是单项的成绩和成就，这不等同于成功。譬如，人们肯定不会承认二战中那些帮助希特勒制造“杀人武器”、帮助日本人研究化学武器的科学家们是成功人士，因为他们只问科学不问人学。

   在主持人杨澜的采访的众多嘉宾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采访199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美籍华人崔琦。

  崔琦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十几岁都还没有读过书。有一次，有个机会可以让他出外读书，他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然后叮嘱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有前途，秋收再回来看我们。”

   当时的崔琦跟着一个远房亲戚走了。没想到之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五十年代大饥荒时期，他的父母被活活饿死。1998年，杨澜在普林斯顿大学采访崔琦，问了一个诱导性问题：“如果当年你母亲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又会怎样呢？”

  其实，杨澜是想诱导崔琦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命运会很贫困。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杨澜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今天的一切，如果我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

   崔琦的话给杨澜带来很大的震撼，她后来多次提起这个故事：“诺贝尔奖算不算成功，当然算，对许多人都是终生难以企及。但在亲情和人伦面前，相对于人的生命，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和刺激每个人都去追求成功的时代。但在成功之上还有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人格，尊严和爱，其实是人生更重要的基础和基石。”

   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曾有过一场“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大论争。鲁迅对于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经典回击，已经成为经典。这是个常识：专业、技能、艺术、技术等，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事物，它们确实是很好的精神食粮或者事业工具，但也就只是食粮和工具而已，怎么可以“物”比“人”还重要？

   一个人要做什么应该把“人”放在第一的位置上考虑。

   其次，一个人适合做什么，也是由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相互综合来决定。外部和自身的情况都是动态变化的过程，通过学习，适合的专业和行业随时可能改变。譬如大学毕业时性格内向，口才欠缺，也许不适合做推销、公关之类的工作，不能成为谈判和演讲的专家，但是经过数年磨炼，你个性开放，口才惊人，这时还不适合推销、公关之类的工作吗？

   能做什么，该做什么，都是由自己选择，一味的关注自己就成了“自私”，但过渡的“无私”会使自己丧失追求的意义。但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成功，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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