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 兰先德“落马”：体制的悲剧还是行业的宿命？ ●本报记者 叶文添报道
又一个著名企业家中箭落马了，昂立的兰先德。
这肯定不是个别现象，个别问题。细细数来，几乎所有中国“著名企业家”基本上都要过一个鬼门关，这个“中国式的鬼门关”就是在“两种体制间的惊险一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一跳，从公有经济到私有经济的一跳。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算起，除青岛双星的汪海及正大青春宝的冯根生还在台上，第一代企业家20人中“病的病、退的退、死的死、抓的抓、逃的逃”，有的企业家退休后只能摆摊卖包子为生，如马胜利。
冯根生自认为是“国企幸存者”。其实“幸存”完全是一种偶然，“不幸”才是必然的，这种不幸不在于这些企业家个人的能力，品质，性格，而在于中国社会这种特殊体制转型。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她从哲学的基础出发，应用到革命的运动，再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大理论基石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框架。而计划经济模式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经济制度的设计也是与此相对接的。而中国的改革就是从这个制度基础上出发的。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识到这种经济模式超越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创造性地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嘛！”所以从上个世纪九十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才名正言顺地沿着市场经济理论前行 。
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经济增长速度快慢和增长规模的多少，更在于这种特殊的，跨越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转轨和两种经济制度的转轨和对接。一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理论和制度设计，一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理论和制度设计。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跨越。
从哲学意义上讲，公与私都是相对的，没有私也就没有公，没有公也就没有私。但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转型，则必须在理论上有对这两种经济理论体系的对接和解释，有了理论上的对接和解释，才能有这两种经济制度上的对接和与之相关的法律、财政制度上的对接。如果这个任务不完成，那我们的理论体系和经济制度设计上就会为企业家们留下一个致命的缺陷。
简单地讲，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一切都是以“公”为准。但理论上的“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个人无法代表这个“公”的利益，这就是所谓“国有企业出资人不明”的问题。于是后来的国有企业改制将明晰产权作为一个重要目标。而在市场经济理论中，企业家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投入一定是要有产出或回报的，但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如何能得到这种回报呢？这就需要理论解释和制度安排，而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恰恰在这一点上是一个空白，什么年薪啊，期权奖励啊，送股啊，总是欲行又止。于是这就成了所有中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总之沾了“公”字边的企业家们的一道无法逾越的坎。
当企业发展和经济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时，问题就会集中爆发出来。红塔集团的储时健倒下了，伊利的原总裁郑俊怀倒下了（罪名也是挪用公款），如果要数的话可以拉上一个长长的名单。没倒下的也是心惊肉跳，包括张瑞敏、柳传志、倪润峰、汪海、冯根生等等，不是受到过举报就是曾被媒体、理论家、学者质疑。有一个算一个，凡遇此坎不死也得脱层皮，如能过此关则纯属偶然。如联想集团的35%的分红权最终能成为股权，柳传志一再声明是因为有了中科院这个“开明的婆婆”。但如果遇到的“婆婆”不是那么想得开则事情就相当麻烦，敢担风险的“婆婆”毕竟是少数。所以，倒在体制缺陷“鬼门关”的企业家们并非偶然，这也许是中国改革事业要付出的成本或代价吧！但成本也不能是无限制的，这个“鬼门关”终究是要破的，这个重担自然要落到理论家们的肩上。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巨人倒台
1995年，巨人集团的成功把 史玉柱塑造成了“巨人”，脑黄金更是将保健品业推上了巅峰。巨人推出12种保健品，投放 广告1个亿，史玉柱被《 福布斯》列为内地 富豪第8位。 1996年，预计盖70层的巨人大厦资金告急，巨人的保健品业务因资金“抽血”过量和管理不善，迅速盛极而衰。1997年年初，巨人大厦未按期完工，国内购楼花者天天上门要求退款，巨人财务危机…… 三株困局
早期的三株时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三株集团从1994年 创业的1.25亿元的 销售额到1995年的23亿元用了一年时间，从23亿元到1996年的80亿元同样只有一年，实际企业注册资金只有30万元，4年间增长了160000倍，并且资金负债率为零，缔造了现代企业财富增长的奇迹。但三株的广告模式在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也种下了祸根。肆意的夸大宣传，不负责任的“概念营销”，在市场的不成熟、监管力度不严格的情况下，在 消费者心目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1998年的常德事件后，三株的全国销售急剧下滑，月销售额从数亿元，一下跌到不足1000万元，从4月到7月全部亏损，生产三株口服液的两个工厂全面停产，6000名员工放假回家，口服液的库存积压达2400万瓶，相当市场价值7亿元。 消失的哈慈
哈慈以专利产品“磁化杯”成功打开市场，完成了原始资金的积累，以“哈慈五行针”为拳头产品，配合十几分钟的电视 直销，通过专家讲座，免费诊疗等手段，进行传统 中医理论 教育和 产品推广，使“哈慈五行针”成为普及率最高的 医疗器械。 在哈慈的成功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善于利用资源，以最优势的兵力进攻市场，通过人才的引进实现企业的飞速发展。后来由于盲目扩张， 家族式管理的弊端使企业陷入困境，现郭氏父子已全线退出“哈慈集团”，成为 民营企业一个著名的失败案例。 （本报实习生苏小兰整理）
延伸阅读
中国保健品行业：夕阳？朝阳？
保健品行业是夕阳？还是朝阳？这是一个问题。
对于中国保健协会副秘书长贾亚光而言，已经有无数人问过他这一话题，这让贾亚光心情总是很沉重，“我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个问题。”他说。
但是更多时候，他总是对众多询问者报以微笑：“中国的保健品行业绝对是个朝阳产业，其道路是曲折的，前景是光明的。”
辉煌的历史 在贾亚光的记忆中，中国的保健品行业也曾经辉煌过。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还没有实行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药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等养生文化思想使人们兜里的余钱开始向滋补保健方面分流。那时，人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消费者关心的是产品能不能使自己不得病或能治疗什么病，而企业是否 诚信并不重要。于是，市场上“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和“包治百病”的产品不断出现。用贾亚光的话来说，“在这个时期谁的胆子大谁挣钱。” 在那一时期，出现过很多当时名头甚响，如日中天的企业，比如要“强壮一个 民族”的太阳神、被称为“东方魔水”的 健力宝、 乐百氏的“生命核能”等。全国的保健品市场骤然变大，各种保健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相关人士统计，在那一时期，市场上出现的各种花样繁多的品牌已达近万种。 “保健品市场上品种日渐丰富，消费者有了挑选的余地，企业开始用做广告的方式吸引消费者关注自己的产品。产品不一定要出类拔萃，只要广告做得好，销售便不会有问题。夸大和虚假的‘广告轰炸’是那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点子公司’、‘策划大师’备受追捧，而此期间首次出现了疯狂的广告大战。”贾亚光回忆说。 然而这种辉煌维系了相当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局面出现了变化。由于保健品企业假冒伪劣产品、夸大和虚假宣传被不断揭露和曝光，消费者开始对保健品产生了怀疑，使得企业资金流转缓慢，经营成本大大提高。 那一时期，太阳神等多家企业迅速衰落，中国保健品行业第一波热潮过去。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开始更多的在健康方面进行投入，由此引发了我国保健品行业的第二波热潮，在这个时期，三株、昂立一号、 脑白金开始出现在江湖中，随后是更加疯狂的广告宣传，那个时候往往广告投入就意味着收获。 脑白金的创始人、如今的巨人网络 董事长史玉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他兜里曾经只有10万元钱，那时他跑到了江阴，把10万元全投入了当地的广告，结果他赚了数百万元，“那时候，很多人排队买脑白金，保健品就是如此疯狂。”史玉柱说。 贾亚光认为，在此期间，我国的保健品企业没有市场分工，生产、销售一体化，企业往往将资金投入到广告宣传和 市场营销部门，极少用于设备更新和加强卫生保障措施，增大了销售成本，无资金能力搞新品开发。 然而这些保健品企业所没有预料到的是，危机随之而来。由于市场混乱不堪的竞争，同类产品之间相互诋毁事件不断，企业之间“打烂仗”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市场信息混乱，使得消费者的信心再次受到了打击，一些保健品企业资金出现断裂，三株等企业骤然倒下，而由2000年初开始，中国保健品企业开始进入了一个下行通道。 “地方保护”害了这个行业
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保健品企业就如同美剧《迷失》里的众人在一座荒岛上逐渐开始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贾亚光则认为，中国保健品并未迷失方向，只是处在一个阵痛阶段。在过去，保健品行业所经历的阶段实则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他归结为12个字，“错误市场行为，透支行业信誉。” 贾说，保健品行业问题频出，第一个就应该说是“地方保护主义”。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使得一些市级甚至省级卫生管理部门，违规批准未经科学实验检验的保健品。而我们国家的《保健 食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凡是称具有功能的 保健食品必须经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但现实中，有些地方的卫生管理部门对《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的规定置若罔闻，他们擅自批准的假保健食品，冲击了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真的保健食品市场。 另外，就是一些急功近利的企业，在匆忙取得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号后，马上就利用虚假夸大的广告宣传手段，快速敛钱，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 受地方保护主义庇护的企业，加上那些没有批准证书、没有生产许可证的不法企业，利用虚假、夸大宣传甚至假冒的伪劣产品，疯狂地侵占守法经营企业的市场份额，造成了如今保健品市场上“不说假话卖不动货”的被动局面。以至于一些守法经营的企业也不得不说假话，被迫用不合法的虚假、夸大的宣传手段来收复失地。 贾亚光认为，由于我国保健品产业的发展时间短，速度快， 连锁经营和物流配送等现代化流通方式尚未建立，无法对食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进行追踪管理。因此，一些不法生产经营者唯利是图，仿冒和假冒保健食品标识、标志甚至盗用卫生部门的批准文号违法生产和经营。 而在急功近利思想驱使下，企业宁愿花几千万元砸在广告上，对消费者进行狂轰滥炸、死缠烂打，也不愿潜下心来培育自己的产品、品牌和市场，幻想着在极短的产品导入期后就能开始挣大钱，结果在日趋理性化的保健品消费市场中遭到灭顶之灾。 支撑贾亚光的观点“中国保健品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的主要信心是，目前中国的保健品行业的气氛正在向一个好的境遇转变，我国保健品企业正在合力冲出“信誉危机”阴影。 例如，在国家科研院所的重视下，高科技含量的保健食品已经扩展到“国家863”、国家“八五”、“九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发起了由中国消费者协会监督的“中国保健品行业信誉保证”活动，同时组建了一个对企业进行监管的机构——“信誉保证 企业管理委员会”。 此外，从绝对数来看，中国保健食品市场的消费水平还很低。全国保健食品消费额仅占社会总体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47％；全国城乡人均保健食品消费支出仅为每年31元，是 美国的1/17，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平均用于保健食品方面的花费占其总支出的2%以上，而在中国只占0.07%。“这将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待挖掘的市场。” 贾亚光说。 对贾亚光来说，中国的保健品企业在经历迷局之后，正在进入一个调整期，在这个期间，更多没有实力的小企业将死亡，一些大企业将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追踪报道 “人肉搜索”：人们对搜索需求发生了变化 访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田智辉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看待“人肉搜索”这么一个搜索工具和形态？ 田智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人肉搜索”是一种新媒体，具有媒体的某些功能，如舆论监督功能。而这种监督由于参与的人多，知情者众，采取的方法多样，挖掘的角度深等特点，比起传统意义上的监督影响力更大，效果会更好。这种通过网络发起的监督和现实层面的监督合力而为，能达到出人意料的结果。 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在1962年提出并倡导建设“公共领域”。从社会层面来说，“公共领域”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能形成公共意见乃至公共舆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是由各种对话构成的，在这些对话中，作为个体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公众。他提出的公共领域恰好对应了 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在虚拟社区里，自发进入的公众建构了一个具有沟通、共享及监督功能的“公共领域”，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多元观点、多元文化得以形成，新的对话机制和舆论空间得以创造，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甚至左右现实社会中的实际决策过程。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说“人肉搜索”这种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比现实监督更有利？
田智辉 ：其实网络监督与现实监督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络监督是现实监督的有力补充。在现实监督中，由于某些利益关系或者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使一些问题得不到暴露，因此公众不能得到事实的真相，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但是通过网民的积极参与，造成一种舆论优势和压力，进一步挖掘事实真相，同时获取广泛的舆论关注和积极支持，现实中的问题迫于舆论压力会得以推进并得到解决，比如“ 宝马案”，“孙志刚案”都是如此。 但是虚拟社区不是万能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现实的途径来反映并解决，网络监督不可能替代现实监督。 《圣何塞水星报》专栏作家丹·吉尔默（Dan Gillmor）在其论著《We The Media》说过，“ 草根新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Grassroots Journalism,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虚拟社区的内容来自网民，但这些内容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对于他们的要求和愿望要给予重视。对于合理的需求、建议能得到解决，可以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 《中国经营报》： 你觉得“人肉搜索”对于互联网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田智辉 ：“人肉搜索”使人们信息获取的“易得性”得到空前提高，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发动天下的网民就能得到想要得到的信息，形成一种“个人”对“个人”，“个人”对“群体”，或“群体”对“群体”的协同和互助，这种高参与度是过去任何传统媒体所不能具备的。“人肉 搜索引擎”能够网络天下之力，穷尽天下之事，探寻事实真相，是今后搜索引擎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人肉搜索”的出现说明人们对搜索的服务需求发生了变化，人们要的不是机器对人的服务，而是人对人的服务。“人肉”这个词比较有噱头、容易让人联想到隐私曝光等问题，但人肉搜索涉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隐私的，比如说信息咨询等，其实指的是更多人工的参与、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交换。“人肉搜索”是一种深层的、真实的、高效率的搜索方式，把互联网的发展推向了新的一步。（本报实习生 苏小兰采访整理） 专家在线
创业元老该怎样激励 访汇城合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刘德良
《中国经营报》：中国特色的集体企业转制后遗症导致了兰先德的悲剧，为什么悲剧在这种转制中总是重复上演？ 刘德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初期，企业所有制一直是横在企业创始人面前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这使得很多当时创业者选择了挂靠式或单位创业式的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权力机制和决策机制受到单位（学校、研究机构、事业机构、政府机关等）权力结构的制约，往往是原单位的权力结构决定着企业的命运。而企业创始人和 高管团队的智力型资本却始终未能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机制进行评估并保障这些群体的利益。智力型资本评价和奖励体系的缺陷，使得企业创始人和高管团队在分享为企业创造的巨大财富时缺少合理科学的制度。制度缺失和个人欲望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这是兰先德悲剧的深层次原因。企业转制过程中，如何为历史性智力型资本投入定价并给予恰当的收益，是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兰先德悲剧，也有他性格上的因素。能否谈谈性格怎样决定企业家的成就和命运？ 刘德良：无论是挂靠制还是单位创业式，创始人的性格特征中无疑都有些投机和现实主义的成分，在特殊历史时期，这无可厚非，实属无奈。但是面对巨大财富时，创始人和高管的个性左右着财富的期望和权力欲望。企业家往往是以个人或数名亲信的力量对抗着整个体制的权力结构，体制中复杂的利益矛盾和 人际关系成为了企业家难以承受的枷锁。妥协则意味着退位和放弃财富，纷争则意味着牺牲或者触雷。 《中国经营报》：校办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现象：享受税收优惠，享受不公平竞争带来的果实，企业做亏了，学校、公家用经费补，赚了大家分红。该如何看待这种特殊的企业形态？ 刘德良：不得不承认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确实给予了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创业过程中极大的优惠和利益，使得集体所有制企业享受到了民营企业无可比拟的“制度投资”。这种“制度投资”使得集体所有制企业享受到了超越民营企业的市场资源、政策资源、资金资源。显然，“制度投资”也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特殊资产，使得企业的发展成本和失败几率大大降低。在很多企业所有制转型过程中，最大的矛盾往往就是“制度投资”和智力资本的对决。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制度投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企业未来的竞争越来越走向公平，管理水平、技术实力、 品牌价值、市场战略等将决定企业生死存亡。“制度投资”现象带给中国最大的影响是投机心理和浮躁心理，使得一些企业不注重内部修炼，只看重向制度要资源、要机会，结果反而使企业走上了不健康的发展道路。很多行业中的优秀企业反而是来自于民营企业。 《中国经营报》：很多全民、集体所有制的功勋元老级企业家在企业发展壮大时付出了毕生心血，当企业做大后，如何回馈他们，让他们不至于有“卸磨杀驴”的感觉？ 刘德良：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能够为企业家提供一条合理科学的智力型资本转化为个人财富的通路，从而妥善解决特殊历史时期的转型问题。智力型资本如何定价、如何评估、如何奖励，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品牌、 知识产权、商誉资产等都已经被广泛接受为企业有价值的资产，智力型资本也应该有完善的价值评估体系。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是可以借鉴的，比如 股票奖励、期权奖励、丰厚的退休金等。我们该怎么解决，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李国华采访整理） （来自：中国经营网） 查看 《中国经营报》 的所有文章 进入营销论坛与作者交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