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都已经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破晓前的躁动。远在
美国的菲利普·
科特勒博士，这位当时还年轻的世界营销之父在这一年获得了美国
市场营销协会颁发的“保尔·D·康弗斯奖”，以表彰他在市场
营销学科上的杰出贡献。但恐怕1978年的他不会想到，他所创立的学科对中国将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1978年科特勒博士第一次来到中国，“看见满大街只有
自行车。当时我就想，中国能够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发展成为自行车生产大国”。二十多年后，他旧地重游，看到的是一个
轿车充斥街道的世界。
中国
商业从计划经济年代开始逐步开放，自由
市场经济也从夹缝中崛起，星星之火开始燎原。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企业的营销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那些具有时代特色的关键词成为解读那个年代的最好背景和影像。
张秉贵精神
外国人眼中1978年中国商店的服务是可怕的。在商店里，如果年轻的服务员说一声“没有”，那就不能再去多问了，因为再问只会遭到姑娘的白眼。然而，还是有些气象正在变化。
1978年
春节。北京百货大楼第一次在门前广场设立年货摊点，一楼大厅还破天荒悬挂起巨幅春联。这家商店糖果柜台的营业员、劳模张秉贵在这一年已60岁了。
他的绝活“一抓准”和“一口清”为人津津乐道。所谓“一抓准”，就是指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分量。他的“一口清”则是非常神奇的算账速度。遇到
顾客分斤分两买几种甚至一二十种糖果，他也能一边称糖一边用心算计算，经常是顾客要买多少的话音刚落，他就同时报出了应付的钱数。张秉贵的这些服务技术，像科学
管理之父泰勒提倡的精确方法一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除了售货“一抓准”和算账“一口清”，张秉贵还对顾客购物心理进行研究，总结出了“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售货法：在接待第一个顾客时，便问第二个顾客买什么，同时和第三个顾客打好招呼，做好准备。
张秉贵在问、拿、称、包、算、收六个环节上不断摸索，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三四分钟减少为一分钟。他还注意研究顾客的不同爱好和购买动机，揣摩他们的心理。这种做法的确是十分超前的，若干年后
中国营销爆发“
终端大战”后，大多数专柜售货人员所接受的服务训练与此没有多大区别。
张秉贵从清晨开门接待第一个顾客，到晚上送走最后一个顾客，自始至终都能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在张秉贵的遗孀崔秀萍看来，在单位里是“一团火”的张秉贵在家里却是“一摊泥”，每天都累得不行，回到家里就一动也不想动了。
张秉贵也许还不知道“营销”一词。甚至对于服务的理解，他可能也停留在“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上。他所在的
王府井百货大楼，要在很多年后才会被市场
营销人士称之为“终端”或者“
分销网点”。当时的百货商店还只是“商店”，但若干年后“终端”的服务技巧，也并没有超过张秉贵为革命站柜台时作出的“总结”。
2000年，王府井百货大楼推出了一种“张秉贵糖”，并把它放在了糖果柜台最抢眼的位置上。花花绿绿的糖纸上，印着张秉贵的头像。这种糖果在上柜的第一天，曾创下卖出了40多公斤的纪录。在一些老顾客的心中，始终有着一份挥之不去的“张秉贵”情结。
广告来了
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刊登了一则“天津
牙膏主要产品介绍”的广告：蓝天高级牙膏占据了通栏中间的位置，约1/3；其余版面被均匀分配给了富强牙膏、金刚牙膏、氟化钠牙膏和美人蕉高级牙膏。这则广告是有据可查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则
消费品报纸广告。
广告中的产品特点诉求很明确。富强牙膏除了标注橘子香型外，还强调了是“我厂名牌产品之一，深受国内市场欢迎”。金刚牙膏特别讲了“物美价廉”。氟化钠牙膏除了有“预防蛀牙和牙质过敏”的效果外，还强调了是“我厂与天津口腔医院共同研制而成”。美人蕉牙膏则是强调“清凉爽口”。这些牙膏的内
包装上，甚至还印着英文。这些产品都是由天津牙膏厂出品，由天津百货站包销。彼时的分销体系和现在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采取的是一级百货站包销方式，层层往下面的二、三级百货站分销，最后进入各个地区的商店。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年代的分销方式。
这一年的3月15日，
雷达表的广告出现在《文汇报》上。有三款
手表被当作主推产品：雷达
女士自动日历
首饰表、雷达男庄永不磨损型石英表、雷达男庄自动星期日历表。雷达表向中国人强调的是“现代化的手表”。3天内，到上海黄浦区商场询问雷达品牌手表的
消费者超过了700人，不久它便家喻户晓了。事实上，雷达表真正进入中国市场是3年多以后的事情了。雷达表公司中国区副总裁郑世爵后来说：“当时，中国市场上没有进口表，我们做了宣传后，把品牌打出来了，就造成了一种需求。消费者知道雷达表很好，就想去买，但当时他们买不到，越得不到的东西可能越宝贵。”
奥林巴斯光学仪器、
精工牌石英电子手表、美能达照相机也开始在《文汇报》上做广告，而且一做就是一整版。这些
日本品牌甚至还在广告头上打上了“庆祝中国现代化飞跃发展”的字样。在当时的报纸广告中，甚至可以发现
江诗丹顿的身影。不同日期的广告唯一的画面变化是广告斜左上方的手表，其他的
广告语都是一样的。江诗丹顿写道：“两个多世纪来我们创造珍贵稀世的艺术性手表。”
3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上海恢复商品
广告业务》的新闻，古代酒铺的“太白遗风”招牌和《水浒传》里景阳岗“三碗不过岗”的招旗被“上海广告部门的同志”引来作为“广告的积极作用”的历史佐证。上海美术设计公司也开始招揽广告生意了，他们除了做一些模型外，还开始承接商品造型、包装装潢、
商标、样本说明书、广告立牌、宣传招贴、报刊广告和照相排字的生意。
电视广告在这一年也出现了。3月9日晚上，上海电视台转播了一场国际女子篮球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播出了一则幸福可乐的广告。这一举动甚至让观众怀疑是不是电视台播错了节目。生产幸福可乐的是当时的上海汽水厂，其前身就是鼎鼎大名的在清光绪八年（1882年）成立的“正广和有限公司”。当时，幸福可乐只是在上海的两条大街上试销，“播放广告也不是为了
推销，而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已有国产的
可口可乐了”。
实际上中国第一则电视广告应该属于参桂补酒。这则广告诞生于1979年1月28日下午3点05分，这距离1941年美国播出全世界第一则电视广告，时间过去了整整38年。
北京
饭店也在1979年开始张贴广告，内容是向住店客人提供按摩服务，不过，一些外国人看了广告去尝试之后才知道，姑娘们只给女客提供服务，男人才给男客做按摩。
按照美国的标准，中国的广告是廉价的。在国
家电视台，15秒广告播一次大约需要600美元，1分钟广告播一次的价格则是1680美元；星期六和星期天则要多加钱，涨幅为20%。
此时中国的广告风格还都是简单明了的，没有麦迪逊大街所使用的那种“隐晦示意”手法。上海
广告公司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时候显得小心翼翼：“我们几乎不接受外国推销消费品的广告，中国不打算进口大量的消费品，因此我们不想引起人们对外国消费品的需求。”
一些内地的消费品公司也开始了
广告营销实践。1979年国庆节前夕，湖南长沙酱油厂研制出了一种酱油新品，据称有独特风味，并且色、香、味俱全。然而，上市试销后，这种酱油的月销量却只有三四千瓶，情况大不如人意。厂方非常迷惑，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没人要？
长沙酱油厂后来做了一次简单的
市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双凤酱油的问题不在质量，而是
知名度太低，很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于是，长沙酱油厂针对这一症结，委托当时的长沙广告公司制作双凤酱油的广告。不久，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小吴门，矗立起一幅大型户外路牌广告，上绘巨型“双凤”商标瓶装酱油，“原色酱油好”五个大字赫然醒目。这幅广告顿时引起路人注目，双凤酱油不胫而走。
与此同时，长沙酱油厂又制作了公共
汽车车身广告，并在
广播、电视、报纸上进行宣传，于是，“双凤”飞进了千家万户。1980年上半年，双凤酱油月销量达到2.6万瓶，下半年则升至每月5.4万瓶，到了1981年，月销量达到了8万瓶。
1979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对广告表态了，在报纸的头版，刊登了十川写的《一条广告的启示》。这篇文章讲到了一些例子，最后作出总结：利用市场经济，做一些补充调剂，只会有好处。是的，在这里它提到了“市场经济”。
查看 《新营销》 的所有文章 进入营销论坛与作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