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还有很多悬而未决，因此那个共识的经验性验证就显得缺乏依据。是否所有的证据都支持这种观点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南方就真的要推迟花费巨大的减缓行动，北方则要负担起双重的重担，不但要迅速减排，而且要对南方所有的减缓行动进行补偿。另一方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否命题就成立了：南方自身的排放足以毁灭它们的发展前景。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北方做过什么或者未来选择怎么做，南方的利益都决定它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减少自身排放。

我们将试着把南方经验抛在一边，将历史以及未来的排放途径和南北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都计算在内，以给出一个毫不含糊的答案。我们还会把南方路径与已经引起全球变暖警报的全球路径进行对比。

印度大使在联合国的发言中说，南方单独的排放量远远落后于全球的排放，因此南方不必急于担心自己的排放，等到更加富裕以后也不迟。这个试验使我们得以对这个发言进行验证，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决定于前工业化时期的浓度，加上人类活动造成的累积排放，再减去陆地和海洋对排放碳的再吸收。在研究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国家级的排放数据库和一个土地利用数据库，以计算1850年以来大气中的人为二氧化碳浓度。我们采用的是标准“伯恩碳循环模型”的近似值，它计算了排放在大气、海洋和陆地生物圈等三个存储器中的跨期分布。该模式说明，1850年排放出的一吨碳，其衰变（或者说二氧化碳的再吸收）在头四十年中相对较快，到1890年只剩下了约40%，然而，由于再吸收率的迅速下降，到2010年这吨碳还剩下25%。我们用这一模式来估算其对大气累积二氧化碳的作用。

然后，我们把国家分为北方和南方。北方国家包括欧洲（包括土耳其）、前苏联、北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方国家包括亚洲（除去日本和前苏联）、非洲、中东、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

在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累积排放上，北方占主导地位。2000年，化石燃料造成的大气二氧化碳累计排放，北方和南方分别是3，720亿吨和1，150亿吨。在土地利用变化方面，情况恰恰相反。南方国家严重的森林破坏，使得2000年这方面的累积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到了1，800亿吨，而北方的重新造林则使其碳再吸收率上升，排放量从1960年代的峰值下降到2000年的580亿吨。这样，把化石燃料和土地利用变化两方面因素放在一起，2000年的南方的累积二氧化碳排放为2，950亿吨，几乎是北方（4，300亿吨）的70%。

为了阐明不远的将来的情况，我们采用了一个方案，它可以反映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热望：全球化经济中快速的经济增长、人口低增长、更加高效科技的快速引入，以及丝毫不受碳减排约束的能源密集道路，这非常符合那些国内化石燃料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战略。

据我们预测，2007年南北的年排放量差距已经开始向着南方居上风的方向倾斜。只要再过18年，到2025年，南方的年排放为320亿吨左右，比北方的210亿吨要高出32%。我们利用伯恩模型从上面提到的两个方面来计算累积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到2025年，南方的累积二氧化碳排放将增加到5，550亿吨，是北方6，090亿吨的91%，此后只需大约5年，南方就会超过北方。

利用南方和北方各自的累积排放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其各自造成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这在历史性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和预期中南方的分离浓度之间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南方的分离浓度在2025年将达到1986年的全球浓度——350ppm（见图一）。而在1986年，温室效应已经引起了严密的科学关注，并且引发了危机氛围，从而催生了1992年的联合国环发大会。

资料来源：维尔勒和乌摩尔，2007年《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

据预测，即使没有北方历史上以及未来的排放，单只靠南方碳排放的发展，到2040年南方就会超过现有的全球浓度；到2060年将达到IPCC所定的450ppm，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可避免的巨大影响。到本世纪末，大气碳浓度将接近600ppm，而南方国家在此之前很久就已经迈过极端危险的门槛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数字只是保守性的，中间没有包括可能的碳循环反馈效应，比如增多的土壤呼吸和减少的海洋吸收，随着地球变暖，海洋发生了酸化。这些过程将使得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比上述报告中的还要高。其中的意义非常清楚：单只南方的排放就足以引起南方的气候危机。

有一种观念认为，南方国家可以干在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发生之前，利用碳密集的增长方式极大地增加收入，这是一种依靠化石燃料推动、最后的发展方式，我们的结果揭示了这种观念的危险谬误。按照这种观念，南方国家的确能够取得短期的发展，但沿着碳密集发展道路必然会遇到致命的气候门槛，即使北方没有进行过任何排放也一样。为了强化这个含义，值得进一步追寻一下那些反事实的东西。到2030年，南方的科学家们将看到明确的全球变暖、更大规模的冰川和极地冰层融化以及海平面上升。即使不是出于必要性和自身利益，届时南方各国政府也会像最近的全球行动那样，汇聚一堂讨论一个无碳的未来。

不幸的是，在现实世界里，南方的情况要更加危机四伏，因为它还面临着北方依靠化石燃料发展造成的后果。如果全球排放持续毫无减少，会造成气温和海平面升高、风暴频度增大、农业产量的减少以及淡水供应的逐渐进少，而这些都可能在南方的收入远未达到北方的水平之前彻底就将其发展毁掉。但是从南方国家自身私利的角度来看，仅仅把眼光盯在北方的资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偏差。正如我们的结果揭示的，南方自身的排放已经把它推到了快速全球变暖的边缘。由于北方的累积性排放，南方必须做出重大而无可逃避的决定的时间，已经向现在逼近了好几年。

主意就是摸索改变这种不公的办法，这个结论足以令人惊讶。为什么掉入这个陷阱的是南方，而北方却成功地避开了呢？考虑一下，答案非常明显。南方的人口比北方多出四倍多，因此它遇到的陷阱就是巨大的排放规模，而南方达到这个规模的发展阶段要比北方早得多。南方发现，它的发展就会因为过多的人口、陈旧的能源技术和燃料而尾大不掉。问题不在于南方是否会承诺减排（无论如何，它迟早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逐渐实行的），而在于它是否会及时减排，以及这个变化的费用如何分担。

我们的结论是，这个所谓的共识受到了危险的误导，南方不能把减缓工作推给北方，非等到发展成功才担负起责任。实际上，由南方的碳密集发展方式所造成的累积性排放已经达到了一个对威胁南方自身的水平。即使北方立刻消除所有的排放，这个排放量也已经超过了造成全球气候危机的程度。因此，我们面临着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无论北方做什么，一个碳密集的南方都面临着环境灾难。为了自身的利益，南方也必须认识到这个冰冷的事实，承认进行认真的、代价巨大的环节活动的必要性，并且立即开始走上低碳的发展道路。北方也必须明确地进行同样的行动，同时还要认识到，其自身的生存需要一个即刻、大规模的承诺，帮助南方进行减排。

作者简介：大卫·惠勒，非营利性智囊机构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该机构设在华盛顿。

凯文·乌摩尔、罗宾·克拉夫特均为该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改编自全球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