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北川县城由治城迁往东南20多公里处的曲山。关于此次搬迁的具体原因，尚不得而知。一种说法是与此前北川的匪患有关，搬到交通相对便利的曲山以后，情况危急时可以更快地得到支援。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县城选址曲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曲山镇坐落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狭窄地带，周围密布滑坡体，即使没有地震，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居住地。

四川绵阳市水利系统的张德藩在1992年《水利水电技术报导》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由于山高坡陡，处在断裂带上，地质环境复杂，曲山镇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严重的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山地灾害。成为北川县城之前，这里的居民不到500人。

实际上，曲山镇成为县城以后，各种山地灾害并未停息。到了20世纪80年代，更有专家到北川考察，指出北川处在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县城则被裹胁在山体之间，非常危险。一种普遍的忧虑开始在县城居民中蔓延，那就是北川县城可能被山体跨塌“包饺子”。

据《财经》杂志报道，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川县曾提交报告，申请搬迁县城。而搬迁候选地址之一的擂鼓镇，更为靠近地势平缓的地带，在此次地震中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的情况明显好于曲山镇。不过，由于拿不出搬迁经费，加上专家们在北川县城是否需要搬迁的问题上存在争论，搬迁计划就此夭折。

在那篇根据考察报告删减而成的论文中，张德藩就称北川县城“周围山体是稳定的，不会发生因山体失稳而毁灭县城的灾害”。

后来，县城搬迁的计划渐渐被忘却，城市规模继续发展。不过，三面临山、一面环水的曲山镇，乃弹丸之地。当曲山镇城区为1平方公里时，老城区的可建设用地已消耗殆尽。于是，县城只好跨过湔江，在对岸的茅坝拓展新城区。而茅坝北靠景家山滑坡，也是一个险地。

在这种恶劣的地质条件下，决策者依然同意了北川县城迅速扩张的蓝图。到2005年底，北川县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而根据四川省建设厅批复的北川县城市总体规划，到2020年，其建设用地规模将达到4.1平方公里。

当然，人们并未完全忘记地质灾害的风险。北川县国土资源局一份公开的材料显示，该局“对重点地质灾害点的治理高度重视，多次向上级反映汇报”，并于2004年对北川县城老城区的王家岩滑坡进行了治理。

2005年，王家岩滑坡被列入省级重点工程治理项目，获得152万元防治专项资金。2006年7月，抗滑桩、挡墙、排水沟等工程设施修建完成。

但面对一场特大地震引发的山体崩塌和滑坡，王家岩滑坡治理工程所起作用毕竟有限，北川县城被无情地淹没。

一位在地震中失去了十多位亲人的幸存者痛心地说：“如果不是山体垮塌，县城不会死那么多人。”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全球品牌网)究所所长王自法博士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也认为：“受灾最重的北川有一半损失是由地质灾害造成的”。

在中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为山地丘陵，加上降雨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不均，地质灾害是一种比地震更为常见的威胁。

对于那些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地区，在乡村和城镇的选址和建设中，当极力避免重蹈北川覆辙。但现实状况令人忧虑。

在地质灾害防范方面，中国欠下了太多旧账。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城镇、村舍的选址和建设并未经过科学调查。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三峡库区投入了数十亿元进行地质灾害防治。但在很多地区，地质灾害防治经费依然缺乏，甚至是捉襟见肘。

旧账未了，又添新账。在一些山区，人们在扩建城镇和修建工程时仍然不顾地质条件，在本身就不稳固的滑坡体上大挖大填，加剧了地质灾害的发生。

发生在重庆市武隆县和云南省腾冲县的悲剧，就是最好的证明。

2001年5月1日，武隆县城出现滑坡，一栋居民楼倒塌，79人遇难。当初修建公路时，已经挖下部分山体，而个体开发商修建该楼时又继续破坏山体，是酿成惨剧的重要原因。

2007年7月19日，腾冲县苏家河口水电站附近山坡发生泥石流，工棚被冲垮，29名工人遭遇不测。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将这场灾难的成因描述为“工程施工”。

而北川的毁灭再度敲响了警钟。正如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许强教授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所说，在山区城镇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引入地质灾害风险管理与控制的理念。

李泰格, 驻北京的环境与科学记者，擅长深度报道。1997年获四川大学工学硕士；2003－2004年，获Knight科学新闻奖学金资助,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