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7月。将有570万名大学生跨出校门，走向社会，也走向他们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对这些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对未来既憧憬又惶恐的时刻，也是一个有人欢喜有人忧的时刻。有的人因为已经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而兴高采烈，有的人还在为苦苦寻觅一份工作不得而黯然神伤。

这是中国实施高校扩招之后的第9个年头。在1999年教育部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之后，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人数平均每年递增42.4%，而在1999年之前的20年，这个数字才仅为5.1%。

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的大学一共扩招了1000万名大学生；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还将扩招438万名大学生。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到2010年普通本专科生将达到2000万人，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的比例将达到10%。

“民工潮”刚落，“大学生潮”又起。中国正在迎来第二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时期。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让中国的制造业得以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充分地享受了人口红利，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让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带来了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腾飞；而这一轮大批涌入社会的高素质人才，为中国制造升级到中国智造提供了充足的、廉价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中国的企业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强调服务经济、知识经济、创新经济的时代，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二级助推吗？

10年前，促使比尔·盖茨在中国设立研究院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多次访华的盖茨对于中国的高素质人才印象深刻，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成本只有美国同行的几分之一甚至更少！

很多人将华为的成功归功于所谓的“狼性文化”，但在这背后，其实是华为高效率低成本的庞大研发体系的胜利。华为目前的员工人数已达7万人左右，其中研发人员占到3.5万人。2004年西门子做过调查，他们计算出华为研发人员的年均研发费用为2.5万美元，而华为的欧洲同行们却高达12万~15万美元，是华为的6倍；华为人每年工作2750小时，而欧洲人却只工作1300~1400小时，仅有华为的一半。

而以下这些公司的人员规模扩张之快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1.3万人的东软，9000人的阿里巴巴，6700人的百度，5000人的腾讯。这些公司都可以归入高科技服务行业，他们几乎不生产任何有形的产品，只是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向客户直接提供服务。与制造业拥有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类似，这些高科技公司的发展也是建立在中国相对便宜的高素质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所以这些公司既是知识密集型企业，也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这可以说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一个特色。

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是中国制造的时代；后30年，是中国智造的时代。如果历史的发展逻辑果真如此演绎，那么，我们相信，智造的秘密，就在于对这些人才的有效使用。而怎样管理这样一批庞大的高素质人才，让他们如同制造业一样按时按质地交付服务，就变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管理问题。

有着如此令人羡慕的脑力资源的中国，如果本土企业能够善加利用，完全能够诞生出像IBM、Infosys这样伟大的高科技服务型企业。我们现在就可以断言，这是一场管理创新的赛跑，谁能够率先掌握管理这些人才的方法，谁就拥有了未来成功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