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先与三九
2009-01-09 全球品牌网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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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办至今已逾20年的三九集团,其兴衰均与赵新先密切相关

    历经一年零四个月的牢狱生活,原三九集团董事长赵新先正在等候宣判。

  这位现年66岁的三九创始人于今年2月14日受审,与他同时走上深圳罗湖区法院被告席的,还有原三九集团的三位高管——陈达成、张戎欣和荣龙章。

  深圳市检察院指控赵新先等四人的罪名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陈、张、荣三人还被控“骗购外汇”罪。四人均作无罪辩护。

  案件由三九健康城项目而起。检方指控赵新先等未经董事会程序,伪造董事会文件,擅自完成对三九健康城的收购。之后,又于2004年三九集团清产核资期间,对上述高达4.7亿元的股权投资作损失核销处理,令三九集团遭受巨大损失。

  “健康城案”耗时年余,几经反复,最终悄然开庭。案情本身并不复杂,却可管窥三九集团的种种积弊。创办至今已逾20年的三九,其兴衰均与赵新先密切相关。这家有着鲜明创办人色彩的央企巨头,如今业已易主。

  接近赵新先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赵在狱中状况尚好,心态乐观。当然,无论获刑与否,“赵新先的三九”已然翻过。

 健康城案

  三九健康城项目位于深圳龙岗区坪山镇马峦村,占地8.5平方公里,于2001年8月动工。其早期项目公司为深圳金万利高尔夫度假村有限公司,由香港金万利公司和坪山镇政府在1994年合资设立。

  1995年底,香港昌腾公司董事长林清渠收购了金万利高尔夫度假村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海景高尔夫度假村有限公司;不久,相继获得项目开发、经营计划等审批文件。然而,之后林氏亦无财力启动项目建设,度假村一直烂尾。

  四年后的1999年,林与时任香港三九汽车有限公司(下称三九汽车)总经理的陈达成相识,将项目公司80%股权转让给三九集团,作价4.7亿港元。

  赵案起诉书称,2000年2月,在未经正式评估,未经三九集团党委研究,也未按规定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赵新先擅自代表香港三九公司与外方签订股权收购协议,收购额为4.7亿港元。事后,赵等人伪造香港三九公司董事会2月16日的会议记录,虚构董事会讨论通过了此项收购。

  涉案的另外两名被告,张欣戎原为深圳三九药业有限公司(下称三九药业)总会计师,曾任赵新先秘书;荣龙章原为三九集团总会计师

  由于香港三九公司并无支付股权款的能力,陈达成等三人协商后,提出以申请银行贷款及虚构股东分红的形式来支付这笔款项,获赵新先批准。

  4.7亿港元收购款分两批完成。首先。以三九药业在深圳中信银行的2.3亿元人民币存款作质押,三九汽车在香港中信嘉华银行取得2亿港元贷款,转而支付给林清渠。这笔贷款到期后,三九药业以上述2.3亿元人民币存款,抵偿了三九汽车对中信嘉华的2亿港元债务。

  三个月后,赵新先指示陈达成等三人采取虚增分红数额的手段,并伪造《深圳三九药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1999年滚存利润分配的决议》,向香港三九公司支付2.926亿元人民币,并为此向国家外汇管理机构及银行骗购外汇3530万美元(折2.7498亿港元)。此后,这笔外汇被汇至香港三九公司,后者从中抽取2.7亿港元交付林清渠,至此全部付清股权交易款。

  收购完成后,项目变更为“三九大龙健康城”。赵新先曾对外宣称将投资43亿元,用五年时间打造“亚太地区最大的国际性健康、休闲和文化艺术中心”。但健康城因所征土地手续不齐,至今仍处停滞状态。

  庭审当日,为赵新先等四人辩护的共有来自北京、深圳等地的八名律师,颇有声势。北京律师田文昌、朱勇辉为赵新先作无罪辩护。田文昌表示,三九集团虽未就收购健康城项目作正式决议,但领导班子均知晓此事,因此并非赵滥用职权的行为;并认为健康城项目如今已经升值,因此并未造成严重后果。

  问题三九

  纵观三九历史,单独一个“健康城案”远不足以置评赵新先的功过得失。

  赵新先在1985年创办了三九集团的前身深圳南方制药厂,初始资金来自部队医院——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500万元出资。1991年,蒸蒸日上的南方制药厂直接挂靠解放军总后勤部,后者再将下属新兴企业集团在深圳的酒店贸易公司等资产划拨,与南方制药厂资产一起,共同注入新成立的深圳三九实业总公司,后变更为三九集团。

  1998年末,在“军企脱钩”的大背景下,三九集团脱离总后勤部,转而挂靠国家经贸委,并在2002年机构改革后最终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在身份上由“军企”变身“央企”。

  但是,三九多年发展则主要是“内部人掌控”的创业型企业轨迹,以企业家创业、累积而发家,赵新先本人直接握有经营自主权,一度在三九集团身兼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四职。自1992年以来,三九历经并购扩张,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中成药制造商,是连续多年的中国“500强企业”。然而,繁荣景象难掩问题丛生。因扩张过速,公司治理渐渐失控,集团高管屡有假公济私之举,下属企业也多有侵占挪用之事,日后的危机已经埋下。

  盛极而衰的时刻在2001年到来。三九集团因占用下属上市公司资金高达25亿元,遭中国证监会通报批评并立案稽查,三九危机随即曝光,问题接踵而来,并购扩张的步伐戛然而止。仅在当年审计署对三九集团作审计时,其银行负债初估已高达50亿元。

  时至2003年,三九集团在债务泥潭越陷越深,21家债权银行集中追债并纷纷起诉,“三九系”整体银行债务被曝超过100亿元。

  此时,距离赵新先谢幕的时间已不远。

公私之惑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赵新先在谈及三九腐败问题时黯然表示,他是一个人对一群人,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无奈自有缘由。在外界看来,正是赵新先在企业内部的“家长作风”,导致三九多年来近乎个人集权的企业文化。表面上是国家全盘持股,赵新先掌控公司大局,细处却是一盘散沙,腐败丛生因之难避。

  一家以企业家创业为特征发展起来的企业始终国有股一股独大,创业回报无从体现,负激励随之而来。为此,赵新先曾试图理顺三九产权,为自己和创业团队安排股权回报。其中包括1998年启动的“劳动持股方案”,也包括2003年前后的MBO方案,但此时三九危机已爆发,厘清创业者产权的最后一次努力随之流产。

  同样,2003年前后,赵新先还曾启动三九引资计划,多方接触境内外战略投资人,并一度欲将集团核心控股母公司三九药业的61%股权,作价17亿元转让给印尼力宝集团。然而,同样因为当年爆发的债务危机,重组未竟。

  “赵新先为三九的重组转制拼了老命,但就是回天无力。”知情人称。

  2004年5月,63岁的赵新先超龄离任,由他启动的重组无疾而终。三九集团也从此告别早年的创业者时代,转由国有出资人主导其未来的命运。

  一年半后的2005年11月,赵新先在北京被拘,随即押送深圳,自此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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