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中国梦的动力
2019-01-02 全球品牌网  王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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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2018这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颜值高,气质也不同凡响。海关统计显示,2018年前11个月,我国外贸出口总值27.8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比2017年全年进出口总值多678亿元。其中,出口14.92万亿元,同比增长8.2%,进口12.96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得益于国内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以及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相关数据还显示,201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GDP总量就由2012年的51.9万亿增至2018年末的超过88万亿;我国城镇化率将2012年的52.6%增至2018年末的超过59%;我国国内游客由2012年的29.6亿人次增至2018年末的超过60亿人次;而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下降至2018年年末的不足2000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增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合力。

其实不仅2018年,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的40年间,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现在的中国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不能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倡议、遨游太空、“嫦娥”探月、C919首飞成功、“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一个又一个的成就,表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中国蓬勃发展的重要支撑。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

中国是一只沉睡中的东方雄狮,最好它永远不要醒来,两百年前,拿破仑用小心翼翼的口吻说道,今天当这只东方雄狮真的苏醒过来之时,它的每一次呼啸,都让全世界凝神静气,屏息注目。此刻,中国以大国姿态站在历史临界线上,感慨万千中对酒当歌,抚今追昔,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亦曾出现过“汉武、大唐和康乾”等这样“盛世”“中兴”的朝代。虽它们历程迥异,但仔细品味,它们的共通之处都是社会秩序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尤其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驱动它们立足当时世界舞台,长袖漫舞的核心动力。

汉武盛世:走出去请进来成就一个时代

汉武帝登基时,西汉王朝已通过“黄老无为而治”,经营六七十年了,相对扎实的执政基础使得汉武帝能够一心一意谋发展,韬光养晦,发展经济。那时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及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巩固,开启了中华文明富强的序幕。

为发展经济,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和孔愅等人,并制定了一套经济措施,主要的经济改革内容,包括统一币、官营盐铁、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国内不设关禁,商业通行无阻。同时,强化重农抑商政策,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以利农业生产发展。藉由这些关键变革,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使西汉王朝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大。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举措就对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因为,自高祖刘邦以来,西汉经历近百年的稳定发展,国家与社会都渴望与世界各国保持一种良好的国际关系,更需要完整认识世界。而顺理成章的打通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是其发展的必然要求。

汉武帝时代,西汉对外贸易有陆海两路。陆路贸易在边境关市上进行。朝廷指定官员用黄及丝织品与匈奴交换马、骡、驴、驼、兽皮、毛织物,与西羌交换璧玉、珊瑚、琉璃,与南蛮交换珠玑、犀象、翡翠。《盐铁论》说:中国出一端(二丈)素帛,得匈奴值几万钱的货物,外国物产内流,中国利不外溢,是富国的良策。私商货物经官府允准,给予符传(凭证),也得与外国人贸易。不在禁例的多种手工业制品,大抵经私商手传到外国去。海路贸易的都会主要是番禺。航海商船却从合浦郡徐闻县出发。海外贸易由少府专营,少府属官之一黄门,设有译长,派出译使携带黄金及各种丝织物,率应募商民入海,购求大珠、璧流离、奇石、异物。

基于“丝绸之路”,中国从西域输入了葡萄、苜蓿、石榴、胡桃—核桃、胡瓜—黄瓜、胡荽—芫荽—香荽—香菜、胡麻—芝麻、胡豆、胡椒、胡萝卜……当然,也以丝绸之路,向西方输出大量的粮食蔬菜之种及纸、铜镜、锅、钳子、火镰和瓷器。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可以说,正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让西汉王朝获得了更多推动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人才乃至机遇,不断为王朝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之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打磨下的东方文明,共同推动了汉武盛世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时代。

开元盛世:兼容并包与天下同行

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局面。

国内农业的兴旺发展,是“开元盛世”经济繁荣的基础。史书记载: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意思是当时全国耕地很多。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六亿六千万亩,人均超过九亩,为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八倍。唐朝前期,粟、麦为全国的主要粮食,自唐朝中期开始,南方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唐玄宗下令在中原地区大开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随后,鲁冀晋等地,水稻种植也陆续获得成功。随着水利灌溉设施的兴修,耕作制度的改进,水稻种植的北移,曲辕犁、筒车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普遍利用,社会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的《忆昔》,非常鲜明地描述出大唐的繁华。

而更为称道的是大唐王朝的包容胸怀。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唐王朝以开放的姿态迎接着世界各地“胡人”,“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从李白的这一描述便可窥见一斑。开元时期,大唐王朝对外交往比较活跃,与东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乃至中东、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往来。大唐通过制定各项激励政策,鼓励各国商贾到中国贸易,允许他们长期居住。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频繁的外贸活动。当时全球总人口两亿左右,大唐就占去其三分之一。随着与外来文化发生广泛而深度的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大唐王朝在世界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大唐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同时,更善于吸取其精华,为己所用。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服饰饮食、审美趣味等很多都深受外来文化影响。

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并非唐玄宗君臣一时拍脑门所能创造出来的奇迹,这与他们的孜孜求治,政治比较清明也是分不开的。比如,唐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间,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而在选拔人材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他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鼎峰。

此外,唐玄宗还大力提倡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的奢靡之风。他并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因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且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

不可否认,正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繁荣的社会经济,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自信和气魄,各国商贾往来络绎不绝,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才造就了开元盛世的开明和繁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日臻巩固。

康乾盛世:合作共赢展现独特魅力

清朝初年,由于经历数十年的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各地多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为尽快重建社会生产秩序,康熙亲政后必然会实行一些恢复激励措施。他六次南巡,考察民情习俗,亲临治黄工地,阅视河工,又经兴修水利、改赋役促生产、兴学校、办教育等措施的实施,使得国库充盈,从而客观推动了社会经济走向繁荣。而这也标志着清王朝全面转入经济建设,拉开了盛世的序幕。

康熙之后,又经雍正、乾隆两代皇帝,其励精图治、精进不休的治国方略及政策长期保持了连续性,互为继承,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此时“康乾盛世”也达到了清王朝统治的最高峰。这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这时中国的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超过前代,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为增加,各地商业日臻繁荣。当时中国产品丰富,在与外国进行产品交换时往往是出超。16世纪以后的200多年中,全世界的白总产量为12万吨,其中约一半流入了中国,中国的古代经济实力和财政储备创造了历史巅峰。

法国传教士乔治•安森在《耶稣会环球旅行记》中这样记载:“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最富饶、经济最富裕的国家,中国皇帝之崇高、官员之福利超出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个欧洲人刚到这里会立刻感叹中国丝绸、瓷器、家居用品之物资丰沛,这些商品并不比在欧洲能买到的同类商品贵,但却是世界上能见到的色泽最为华美、做工最为考究的商品了。”此时此刻,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众所周知,闭关锁国才是清王朝覆灭的真正原因,但康乾时期的清王朝却是另一番景象,它的繁荣多半源自于开放搞活。像清王朝的很多海外贸易政策直接继承了明朝,清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港口数曾一度达到100多个,对外贸易长期活跃,商品出口数逐年增长,贸易额比宋代、明代还要有所发展。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外国商船进入广东的数目大体维持在十多艘或十艘上下的水平,乾隆十五年到乾隆三十四年,平均每年进入广东外国商船在20艘左右。乾隆中期以后的70年间,中西贸易实际上有了www.globrand.com真正的发展,整个海外贸易的商品总值不断增加。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物出艰辛。“盛世”也好“中兴”也罢,历朝历代的成功经验说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而这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的精气神。面向未来,我们必将在更开放的条件下,以实际行动鞭策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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