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勿蹈2009年覆辙
2019-05-11 全球品牌网  尹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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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2009中国营销

物价的回稳使得市场对于货币政策“微调”的预期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开发商甚至提出了“2009年重新再来”的口号,股市也在货币政策微调的预期下反弹了近一成。不仅如此,国际上希望中国放松货币政策的声音也开始多起来,希望中国再次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

但笔者认为,中国通过放松货币政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必须慎重,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轻易放松货币政策。

我们还是看看历史的教训吧。2008年11月份开始,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按照决策者最初的估计,2009年的信贷总量应该在5万亿多一点,而结果却是2009年前6个月信贷总量就超过了7万亿,全年的实际信贷总量超过了11万亿(统计口径是9.5万亿,还有2万多亿在银行表外户)。“适度宽松”变成了“极度宽松”。

为什么中国政府的“适度宽松”会演变成事实上的“极度宽松”?

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严格的预算约束,而银行缺乏严格的风险防范机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强烈的投资冲动不仅来自做出政绩的需要,其中很大的动力来自寻租的需要。按照现在的政府控制体系,地方人大对本级财政有预算控制的权力,但事实上这种控制权力没有落到实处,地方政府可以毫无节制地设立“融资平台”到银行贷款,而这些贷款很多都有地方政府的财政担保,成为地方财政的或有负债。有些地方财政的或有负债超过了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倍,财政预算的功能基本上是虚设的。

如果只是地方政府有投资的冲动的话,事情还不至于太糟,因为投资需要资金,只要银行有风险控制能力,则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也不会出太大的漏子。而现实的情况是,银行并没有真正成为风险自担的金融机构,按照前任总理朱镕基的说法,银行给地方政府不负责任地放款“至少是被迫加自愿”。对于银行的负责人而言,多放贷款可以增加自己的奖金,而他们对信贷的风险不负任何责任。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就不断对银行进行改革,希望它们成为风险自担的金融实体,但实际情况距离理想的目标还很远。

强烈的投资冲动和预算软约束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现状的真实写照,而商业银行由于股权结构(四大银行都有国家控股)等因素的影响还没有成为风险自担的金融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商业银行是政府的附属物。在此实际背景下,控制和引导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就成为中央政府永恒的主题。这里的所谓“控制”主要就是对于货币与信贷的控制,保持信贷与货币的合理增长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底线,如果中央政府不控制这个底线,则一定会“洪水滔天”!

有关货币政策的话题,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也有过良好的经验。1992年的信贷与投资的扩张,导致了1993年、1994年的物价飞涨和经济过热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当时的房地产投资过热直接导致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和上万亿的银行不良贷款,到1998年的时候,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达到了28%。这些都是那一次宽松货币政策的代价。上一届政府在总结了这些教训后,牢牢把握住了货币与信贷的政策底线不突破。即使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策,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搞了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对于货币与信贷一直采取了“稳健”的方略,避免了经济大的波动,这是成功的经验。

那么,如何确保货币与信贷的合理增长?这里涉及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里到底要不要“信贷规模”?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中,该工具已经历经波折。几年前,这个工具被当作计划经济的“遗留”给废除了,但之后又被请回来,中国人民银行似乎对这个工具的使用多少还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事实上在采用,但又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采取“电话提醒”和“窗口指导”的方式进行。

有人认为应该废除这个“信贷规模”,理由是:这种直接调控的有效性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要传导,直接调控,这样会使得货币政策显得十分僵化,缺乏灵活性,没有回旋的余地。此外,这种“一刀切”使得很多有效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

还有人说:我们社会中存在着大量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而这部分需求没被满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银行贷款规模受到了人为限制,这种过时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很不科学的,有损于整个金融体系,也有损于实体经济。

笔者认为,这些理由放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许是成立的,但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不仅有企业,而且有地方政府及政府控制的企业,它们的行为并不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用纯粹的所谓市场经济的手段调控它们是不会有效的。因此,笔者认为“信贷规模”是符合中国现在国情的货币政策工具,没有必要给它贴上“行政手段”的标签而弃之。

当前,希望放松货币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市场利率高企,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出现困难,有些地方还出现高利贷热潮。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民间的高利贷行为,出现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最重要的原因还是2009年前后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全国上下大干快上,投资出现井喷,而投资井喷之后又倒逼信贷的进一步增加,如果信贷扩张不能赶上投资的扩张速度,则资金必然紧张。因此,要解决民间高利贷现象,只有一条路―压缩投资。1993年6月份开始的宏观调控后,也出现过类似的高利贷、乱集资、炒资金、银行乱拆借资金等现象,当时的应对手段就是坚决控制不合理的投资项目,尤其是压缩房地产投资。当然,代价是高昂的,出现了广东国际信托破产、海南发展银行倒闭、中农信倒闭等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的一系列麻烦事,政府为这些机构的清理整顿至少花费了2万亿的资金,这些都是那一次宽松货币政策的代价!正是这些高昂的代价,使上一届政府一直死守货币与信贷的政策底线,即使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仍然没敢实施“宽松货币政策”。

总之,面对国内外的市场和舆论的压力,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守住货币与信贷的政策底线,切不可再蹈2009年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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