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过度期待五月大选成为印度经济转折点
2019-05-29 全球品牌网  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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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印度国内外商界和舆论界对印度五月大选期待甚高,普遍希望这次大选能够选出一个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新政府,带领印度走出经济困境,开辟新天地,将重大投资决策推迟到大选后已成印度内外资企业当前普遍做法。2013年12月上旬,印度北方四邦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最大反对党人民党一举拿下中央、切蒂斯格尔、拉贾斯坦三邦,在总共520个议席中囊括374个议席,国大党只得90席,连连续执政15年的首都新德里也丢给了人民党和去年方才创建的平民党,连任三届的迪克西特黯然下台,将新德里首席部长位置拱手交给平民党的阿尔文德·凯杰里瓦尔。选举结果揭晓之后,印度股市、汇市连续跳涨,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上的这种预期。再考虑到2012年初的邦议会选举中国大党仅在曼尼普尔邦获胜,丢掉了北方、北阿坎德、果阿、旁遮普四邦,特别是在拥有近2亿人口的第一大邦北方邦惨败而被边缘化,社会上对印度政府变天的预期更为强烈。

然而,即使不考虑人民党取代国大党可能带来的民族、宗教等问题,纵览印度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可以判断,这种期望失之过高,五月大选即使发生执政党更迭,也改变不了印度经济社会的痼疾,反而可能进一步加深印度政府行动能力虚弱的缺陷。

首先,印度宏观经济稳定性的痼疾在于持续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财政赤字和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压力,而这三者又相辅相成,形成了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造成了投机性货币攻击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压力;货币/金融危机、卢比贬值造成了居高不下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巨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大大加深了广大基层居民生活困境,相应的政治压力成为执政者取消燃料等低效率补贴项目的阻力,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这种阻力分外巨大,而且执政者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不但不取消低效率补贴项目、反而进一步增加,导致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进一步恶化;……如是反复。

新世纪以来,印度财政年年赤字,2000—2011年间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在0.2%(2007年)至6.6%(2000年)之间,2009年为5.7%,2011年为4.4%。①相比之下,2000—2011年间,中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在0.4%(2008年)至2.5%(2000年)之间,2007年财政盈余,紧急出台“四万亿”反危机计划的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2.3%,2010—2012年依次为1.7%、1.1%和1.6%。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政体使得其联邦和各邦政府仍然强烈倾向于在各类补贴、救济项目上花费巨额资金以稳定和收买选票,去年开始实施的粮食福利计划就是范例,财政稳定性因此沦为牺牲,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投资性支出相应更是常常遭到排挤。即使人民党等反对党上台,他们有足够勇气和权力触动这块蛋糕、堵塞财政漏洞吗?恐怕不容过度乐观。

特别是一鸣惊人拿下首都新德里政权的平民党及其领袖阿尔文德·凯杰里瓦尔,他们赖以起家的反腐运动固然拥有“正义”的旗号与原则,但他们宣扬的“印度400万亿卢比海外黑金”等许多东西虽然为他们招徕了可观的人气,却有悖事实,经不起经济逻辑客观冷静的审视。即使不考虑他们半路出家几乎完全没有行政管理实际工作经验的致命缺陷,过度依靠耸人听闻和街头运动起家的特也必然使得他们不理解也不敢接受上述触动大众利益却无法回避的改革。相反,他们比他们替代的前任决策者更有可能采取一些符合民粹期望却违反经济规律的措施,从而不但不利于解决全国经济问题,反而把这几年领跑印度全国经济建设的新德里也拖下水。

更值得外部观察者和投资者冷静的是,五月大选可能加剧印度的“否决政体”问题,反而让印度更没有办法推行他们所热切期待的全面改革。面对次贷危机、国债上限之争接踵而来的压力和美国应对不佳的现实,《纽约时报》2012年4月22日文章刊载了弗朗西斯·福山满怀忧虑的质问——美国是否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即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其实,这个问题在印度更加严重,由于不同利益集团都能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却难以凝聚共识,印度政府决策特点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近二三十年印度党派政治的分散化、地方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

印度独立后最初30年里,国大党一统天下,中央对地方拥有足够权威;但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以邦为基础的独立地方政党发展壮大,与国大党和1980年代崛起的印度人民党鼎足而立,2013年12月选举前,在11个人口4000万以上的“政治大邦”中,国大党和人民党执政的分别只有3个,另外5个则长期把持在地方政党手里。近20年来历次大选结果也因此都是无一政党过半数的“悬浮议会”,无论国大党还是印度人民党,要想在中央执政,拉拢地方小党加盟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历史让印度地方政党掌握了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力,但这些缺乏全国胸怀的地方政党却始终盯着自己在地方上的一亩三分地,对自己获得的联邦职位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态,比国大党和人民党有着更强烈的倾向维护地方权力,为此不惜损害全国性共同利益。2011年末印度政府之所以在对外资零售企业开放市场问题上几天之内便出尔反尔,主要原因便是把持西孟加拉邦的草根国大党等地方政党反对;2012年7月末那场创造了世界纪录的大断电之所以爆发,起因是北方邦等数邦几个月来用电超过定额,终于令印度电网不堪重负而大面积跳闸,而堪称此次大断电头号“罪魁”的北方邦执政党社会党是十足的该邦地方政党,在2012年3月的选举中获胜而上台,为地方利益而放肆超定额用电,印度政府电力部此前曾为此警告过总理办公室,但因为害怕得罪社会党,印度总理办公室对警告未加理会,最终酿成大祸。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作为全球受恐怖主义之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甚至在建立全国反恐协调机构这件关系国民身家性命的问题上,狭隘的邦权也压倒了中央决策。与此同时,这些地方政党入阁的部长们腐败倾向也更为突出(突出案例是印度电信执照丑闻)。

印度的决策反复、朝令夕改问题与腐败相结合,成倍提高了印度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以至于有人将印度的腐败总结为:搞定了中央,搞不定地方,搞定了政府,搞不定议会,等到全搞定了,又选举了。而且,这种不确定性给流动性较低的直接投资带来的风险远远大于给高流动性组合投资造成的风险。近二十余年印度大党受制于地方性小党、中央软弱而地方强势,这种朝令夕改的问题更加严重。

众所周知,对成功的大规模改革而言,集权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集权肯定是万万不能的。倘若印度五月大选变天,人民党取代国大党赢得组阁权力,这个国家的权力是趋向集中还是更加分散?抑或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从2012、2013两年的地方选举结果来看,众多政治大邦掌握在地方政党手里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平民党异军突起反而有可能激励涌现更多的新生地方政党,导致权力越发分散,这对于外部观察者和投资者期待的印度全面改革是福是祸?的确,人民党总理候选人纳伦德拉·莫迪连续三届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政绩突出,人气旺盛,信实集团老板安尼尔·安巴尼之类商业巨头称他为“人中之主、王中之王”,投资者寄望于他重启印度经济,企图攀龙附凤的追随者多如过江之鲫;但别忘了,已成跛脚鸭的曼莫汉·辛格总理也是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先锋,可是当上总理后,过度分散的权力格局逼得这位昔日的改革先锋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党派之间的和稀泥,而不是干实事,说话的语气越来越温和也越来越无人当真,以至于印度社会上戏谑地将手机静音模式称为“辛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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