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很大可能在较长时间内实现7.5%左右增速
2019-06-14 全球品牌网  周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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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前发表了一批重量级全要素生产分析的文献,他们关于中国经济投入、产出效率和增长都很有见解。将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相结合分析有所深入。我仔细研读了这些文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写进了十九大文件。

一、需要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分析中国问题的局限性

这些文章的建议各有不同,如有的主张要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率。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资源投入浪费非常大,特别是国企,上下游存在政府和民营企业对其的交叉补贴。所以要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索洛模型大家很熟悉,有技术进步、余值、劳动力、资本,一般土地不会表现为一个要素,它因为可以价值表达,折到资本中。但是中国这点特别特殊,许多土地没有价值表达。索洛模型作为一个要素投入产出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增长计算模型,它有很多假定。1、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或者基本竞争的。2、政府不过度干预收入分配,不会影响资金要素在行政支出与企业投资中的配置,也就是它的宏观税负率是合适的。3、要素可以交易和自由流动;所有的要素,比如劳动力表现为工资,资本的价格表现为利率,或者债券收益率,土地表现为它的租金或者出售价。4、要素可以定价和价值表达。这点非常重要,劳动力比如你来招聘,我要多少钱,工资可以价值表达的,双方谈判,撮合价格。5、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不存在政府干预下的需求不足。

它也是一个一元模型,总计算时,不单算农村的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看不出国民经济的结构问题。现有发表的一些文献存在的缺陷是什么?值得讨论的是:1、中国的经济结构上不是一元经济,是城乡二元发展经济。2、体制上也具有二元性,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行政干预特色明显。3、政府过多地分配了国民收入,导致了资源在政府支出与企业投资中的错配。4、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一些要素并不是市场交易定价的,要素并不能完全价值表达。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农村的许多土地没有价值,我们过去国有企业划拨规模非常大,也没有价值。农村各类土地,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可称之为僵尸资产、休眠资产,不能价值表达,不能交易。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土地,因过去划拨,也是隐匿资本,它参与产出的作用,但是它价值表达不了,没核算在投资部分里。所以,简单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讨论中国经济,简直可以说成了非常不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件事情。5、要素是不能自由流动和交易,比如土地,由于不能完全地市场交易,比如劳动力,劳动力受到户籍的约束,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在城乡、区域、行业和企业间存在着错配。本来我到城市里有固定的工作,但是我现在青年出来,老年回去农村;比如因农村土地是僵尸资产,社会资本和信贷资金不能也无法自由流入农村。

2012年以后余值,即TFP水平下降很快,有的算法都变成负的了。于是一些研究者就简单地认为,这几年资源消耗过大,技术进步出问题了。难道中国经济中这几年技术进步停止了?数字经济停止了,新经济放缓了?不可能。

那么,2012年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下降了?实际上劳动力投入没变,资本投入也没变,而是产能利用率不足,要素的利用率大幅度降低,原来80%多,现在70%多,余值水平并下降,甚至就变成负的了。TFP在索洛的模型里就是猜想是什么,大部分文献都没有猜到它是因为产能过剩导致要素利用率不足,导致的负余值把技术进步抵消了。

中国经济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分析一定要进行思路的调整,就是用假设条件还原法来讨论。参照系用东亚经典模式地区及市场经济条件和标准。我们和东亚经典模式的三个不一样。第一,时间太长和力度太大的计划生育,东亚也搞了计划生育,但是没那么长时间,力度没那么大。第二,户籍制度和不公平的公共服务,以及迁移人口的居住成本太高。导致人口和劳动力不能顺利流动。第三,农村土地不能交易,农村土地向城市化和工业化配置被行政强制交易,而用地出售也被行政强制交易。日本、韩国、台湾省,它的耕地也进行了管制,但是它最后逐步放开了,但是对私人的宅基地交易是不管制。第四,在发展水平的同阶段中,宏观税负要比它们高。

这样的体制,发生了什么机关报结果呢?首先,由于1到44岁左右的人口,被过度减少了3个亿左右,其中1.5亿是经济劳动力供给、经济收入、消费支出的经济主力人口,其结果是居民的收入规模被收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工业化的推动力减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

其次,同样的发展水平,我们2016年的人均GDP是12500国际元,东亚经典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他们发展到人均GDP12500国际元的时候都达到72%。刚才贾康教授也提到,我们户籍城镇化42%,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平均起来为50%。很多农村人口年轻时出来,老了又回农村去了,打了一圈工又回去了,没有市民化。城镇化滞后了将近22个百分点。

其次,目前7.76亿就业劳动力中,按照现在国家统计局的农业劳动力27%点多还在做第一产业,目前日本3.9%,台湾省和韩国4.5%。我们总劳动力中2.1亿人从事农业,农民工2.86亿,稳定就业的劳动力只有2.8亿。很多人说中国如何厉害,看结构,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国家,还很落后。

二、假设条件还原与反实事计算

我们可将假设条件还原:宏观税负水平同样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家一样;没有户籍管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对新进人口都提供了居住帮助,比如韩国、台湾省都提供了帮助;土地能够交易,入股和出租而顺利退出农村和农业,土地要素可以市场交易,能够价值表达;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资金和土地等要素提供方面一视同仁;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干预。这些假设条件你还原以后,我们可以反事实计算。

1、政府与企业之间收入错分、资本所用的损失

宏观税负我们看到许多文献认为,发展中国家18%-25%为宜,考虑中国进入了上中等国家,提高点,放宽是28%-30%之间,多了7-5个百分点。按照2017年的GDP总值,财政多收了41000到58000亿。

现在85%的是企业交的税费。2017年资本要素产出率只有15%,假如改善,资本生产率会25%,影响GDP的增长速度在1.1%-1.4个百分点。但是它的税负的重要性在于企业能不能存活。虽然这个对GDP影响不大,1.1到1.4个百分点,但主要是企业能不能受得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需求特别旺,经济增长速度特别快的时候,税收可以向外转嫁,但是需求和增速下来的时候无法转嫁。

2、劳动力错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

我们在农业中错配了12%的劳动力,乘上可支配收入城市差,大概是44455亿元,占当年GDP的5.37%。也就是劳动力错配对GDP的产出影响较大。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你把农村里一年挣一万元钱的农民转移到城里,他一个月挣了三千,做了10个月工,年收入三万,多挣的两万就是劳动力配置改善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在一元模型中投入的劳动力数量没变。

3、土地不能交易的隐匿资本、GDP漏算和溢值损失

土地因稀缺性、地理位置、设施和环境等外部性,有逐年升值性。农村耕地10万亿,农村乡所在地,镇所在地建设用地和村庄大概85万亿,县城和城市建设划拨用地不能价值表达的,我们算的总价值一共121万亿元左右。土地不能交易,其溢值、交易的GDP就被漏算。

我举个例子,在集体土地上建了一个住宅,同样的建材,同样的标准我花了70万,而同样的建筑面积,同样的地块面积,但是在城里买了同样的住宅可能一千万元。那就是城里的土地可以极端交易,极端的价值表达,货币都吸附到那儿去。农村的土地是僵尸资产,货币进不去,房子应该有的价值也没有。

仅仅2%的交易率被限制,年损失的GDP就为2.93%。只要把农村土地改革放开,GDP推动增长速度没问题。人口迁移受阻,土地不能交易,结果是农村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的错配。我们两亿劳动力在做农业,劳均耕地9.64亩,除去国有农场等平均耕地水平更低。日本227万人,7000万亩地,劳均30亩地。韩国劳均21亩地,台湾省劳均22亩地,美国一个劳动力种1070亩。你的户籍制度不让出来,土地不让交易,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变得如此低。读一些日本、韩国、台湾省的有关文献,他们开始时,农村的耕地,也不让交易,农业规模太小,劳动生产率太低,最后政府对农村农业的补贴实在承受不了了,不得不把耕地不能交易的管制放开了。

4、资本和土地国有和民营间错配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

我们计算了一下,资本错配产出这块大概损失为5万亿,占当年GDP的6%,土地这块隐匿的资本,过去划拨的土地是56000亿,在现在的国有企业,这块每年按照每亩价格5%盈利率计算,为2017年当年损失的GDP0.34%。

三、政府干预使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失效,造成了2012年以来产能过剩、要素利用率不足性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1、政府干预使国民收入错分

政府干预下的居民收入分配减少。比如2017年计划生育干预,最后导致收缩的居民收入大概6万多亿元,干预人口迁移导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损失将近8万亿。干预土地财产性收入,2017年大概是52000亿元土地出让收入,台湾省基本上40%归农民,农民减少了应该有的2万亿元收入,就占当年GDP的2.42%。

这样的干预下,2017年居民收入总的减少了16万亿,是当年GDP的19%。这使得居民总收入占GDP的只有43.6%,比世界上许多国家要低15-25个百分点。政府这几大块的干预都是对人的干预,都是对居民收入的干预。如果没有这些体制对居民收入的干预,居民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就可达到63%。

2、从支出法核算,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而工业产能过剩

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前面用收入法核算GDP,这边用支出法核算,我们2017年损失和错分的全部居民收入16万亿元。居民收入消费率2017年70%,其中农民居民消费率82%,收缩的居民消费需求是11.2万元亿之巨。这说明了什么?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过剩,假定供给创造的假定是成立的。但是政府对人口重庆进行了干预,对人口迁移进行了干预,对劳动力流动进行了干预,对土地配置进行了干预。影响居民收入相对收缩,就不会有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条件了。我们又算工业产能过剩为83000亿元,这就对上了。如果政府要不干预这些,需求还大于供给,产能就不会过剩了。2017年居民的消费率只占GDP30.79%,几乎全世界是最低的。而如果没有体制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居民消费占GDP的水平就会提高到46.2%。

2017年城镇户籍居民5.7亿人,人均可支配收入我们最后计算大概4.1万元,消费率60%。越是收入高消费率越低。城镇非户籍居民2.4亿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收入2.5万元左右,他们的消费率是70%,比户籍居民要低10个百分点。最多的57000亿农村人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00多元,他们的消费率最高到81.6%。收入水平越低的人消费欲望越高,但钱越少。因此,5.7亿的农村居民主要不是消费服务,工业品还没满足,消费还没达级,更别谈什么“降级”。这么多人消费工业化都没满足。我特别赞成刚才贾康说的,工业化还长着呢,6亿人工业品的需要都还没得到满足。

损失的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是116017万元,过剩产能83635万元。也就是你要从前面纠正对居民收入机会的干预的话完全可以解决,但是老是去产能,而不解决居民收入和需求能力方面的问题,生产过剩无法根本解决。所以,由于政府干预造成了供给实际上不能自动创造需求,产能过剩,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数量并没有变化产出减少。所以,最后导致了余值损失即TFP损失,这不主要是技术进步的问题。

因此,简单地计算2012年以后,余值率下降,就是技术进步问题造成了生产率下降,我觉得实在是很大的研究方面的瑕疵。关键是这种看法和观点,会误导中央的判断和对推动增长速度方向性的决策。

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关键是突破性的改革

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认清中国的国情。一是二元结构,全要素生产率的大部分还是来自于结构转型,即要素在城乡、农业与非农业之间配置的不断改善;二是二元体制,要素只有交易,才能够优化地配置。大家这些日子在谈罗莫的经济增长。但是,罗莫内生的经济增长创新是一元体制,要素价值不能表达这样的基本问题早就解决了。我们连要素价值不能表达这样基本的问题都没解决,还谈什么罗莫观点在中国的应用呢?

1、全要素生产率分析鲜明的含义应当是推进体制改革

我们需要解决经济学界分析方法和实践对策结合不对应的困境。现在谈改革只是说定性,不能定量。很多人说什么什么要改革,那到底能带来多少经济增长速度?而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经济的,又不直接涉及体制,在那里面你看不到他要有针对性地改革什么体制。所以,我觉得假设条件还原法可以搞清楚主要问题,反事实分析法还是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但是考虑中国的体制国情和实践,能把数量分析与定性改革的分析结合起来。其实假设条件大部分就是体制问题,体制还原以后你就知道问题在哪儿,效率和增长的潜力在哪。假设条件还原,其实就是体制改革。

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更明确地说,如果你简单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认为就是技术进步不快,因为那块A就是被猜想为技术进步余值。实事上,2012年以来能源的消耗下降很快,技术进步也发力,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在发展,不存在什么技术进步落后导致的TFP下降问题。我们将假设条件还原的话,产能过剩,要素利用率不足导致的TFP损失把技术进步余值侵蚀和掩盖了。最主要的成因是政府干预居民收入,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需求。所以,对质量、效率、去产能和速度的关系要科学分析,如果不追求速度就不能提高质量,假设条件还原法不提高中低居民的收入水平,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无法改善。仅仅去产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政策建议,未来增长的潜能仅仅或者主要来自于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效率,这是一种误导。而且技术进步是由市场自动解决的,政府你说明天能把芯片弄出来?有极大的不确定。政府亲自上阵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大。所以,发力点应该放在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上,促进要素双向流动,以及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是最大的两个来源的改革。当然,需要申明的是,我认为技术进步非常关键,更加需要的是给技术进步以产权确定、产权保护、技术交易、科技金融、激励机制、人才流动等方面,以更大力度的体制改革来加以推进。

2、经济向好的自信,增长的潜力,来自于突破性的改革

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或者大多数文献认为增长速度会下行,从中高速到中速度,甚至有的判断到低速度。有的经济学家说增速很快就会到5%,而且这几年大部分经济学家对速度的看法大多比较悲观。当然也有更乐观的,我们还可以高速度增长20年。

有些经济学家说我们还是要效率,要质量,不要追求速度。当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也受到国际制裁,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了4%以下。有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当时提建议给中央,说我们经济增长5%是适度速度,就够了。最后邓小平不干了,说必须得9%,6%坚决不行。

对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和压力,看法也不一样。有的说压力和风险不大,有的说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中速增长的阶段了,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可能压力比较大。有的说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释放潜能,如何推动高速增长?一个还是老办法,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赤字、发债上项目、扩投资、增信贷、放货币,但是老办法的问题就是投资的工资转化率,20世纪80年代大概在40%,一亿投资40%转化为工资,现在高铁、高速公路这些项目15%,房地产项目25%,也就是投资转化率最后购买消费品的比例已经下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另外,地方政府举债空间,房地产价格泡沫,杠杆很高,金融体系的稳定,走老路空间余地不大了。

有一些学者认为增长的潜能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我不是反对技术进步,推动技术进步非常重要非常紧迫,但技术进步它在短期内会不会立即成为经济增长潜能的一种来源?有不确定性。

另外,国企改革上午我们算了,你要把它改过来,要素效率提高,增长率上来,但是国企改革改了几十年,短期可能无望。

还有一种看法,服务业可以替换动能和带动增长,大多数国家第三产业比例上到60%,经济增长速度马上下来。鲍莫尔研究的许多国家的经验和轨迹就是如此。服务业劳动成本很高,大多不能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经济结构一进入服务业化,经济增长速度就降低下来,这是全球规律。因此,发展服务业,只能是顺应结构变化,而不会成为经济中调整增长动能来源。这一点,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有历史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增长下行,但通过农村联产承包土地改革,推动上去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是下行的,最后邓小平的改革又推上去了。90年代的改革大家都知道。20世纪末经济增长速度最低下到6%,又通过加入WTO反向倒逼改革又推上去了。所以,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扭转为上行,一定是大力度的改革;每一项改革的边际动能递减的,不会一劳永逸。我们这次如果想把速度从下行逆势推向上行,没有突破性改革根本不可能。

我们算了一下数字,如果降低到适度宏观税负负担水平,比如现在35%宏观税负率,如果降到28%或者30%,这样宏观税负减降年带来1.5%的动能,我讲的是5万8千多亿,但是一年内减5万多亿可能性不大。但是一年内完成58000亿元,能带来1.4个百分点增长动能,三年内减58000亿元,一年新增潜能也就0.36%。为什么要减?主要休养生息,防止发生企业倒闭潮。不得不做的事。

我们减税降费的功能,对美国减税竞争的应对。在需求不足和增长下行的情况下,使企业不能转移的税费成本由政府减税降费加以减轻。留住向外转移的资金和产业。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稳增长。减税和降费是不得不做的举措。关键是减6万亿税是一年降到位,分两年,分三年,分四年?

户籍、公共服务、社保、住宅和土地改革,这个改革的作用是什么呢?人口流动,要素双向流动,资金、劳动力。这项是3到4年内完成,我们现在错配的农业领域一个亿的劳动力,如果按照三年、年的话,调配到其他领域就业,每年可以带来1.5个百分点的速度。关键你一年内释放完还是5年内释放完,每年的增速是不一样的。

人口、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双向流动,这项改革主要是户籍,均等的公共服务,还有居住成本,因为你去韩国和日本一看都是实行政府帮助居住制度,进来城里的,你带着老婆孩子来了,我给你提供一种居住帮助。我们没有这一项。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GDP比例,增强他们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GDP比例,从需求方面缓解产能过剩,提高要素利用率,增强经济增长的动能。

我们改革算来算去,最大的增长潜能一项是土地体制改革。不能价值表达的土地有121万亿。121万亿一年1个百分点的交易率就是12000亿元,1.5%的速度潜能,农村隐匿了95万亿的土地资产,没有价值表达的。如果把它从生产和生活资料变为资产、资本和财富,提高交易率,使僵尸资产变成可以吸收资金和货币的资产;增加农村居民土地为基础的创业、入股、出租、交易等财产性收入。我比较了一下台湾省、韩国和中国农民的收入,中国农民的收入土地上的粮食、蔬菜收入,再就是务工收入。台湾省、韩国的农民拿土地入股办小企业,还有他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就是土地上的交易、出租。所以,中国农民比韩国、日本和台湾省农民少两项收入。所以,如果改革土地体制,改善土地配置的话,大概每年至少可以2.5个百分点的速度潜能。我们算来算去最大体制改革推动的速度还是来源于土地改革。

土地产权这些改革主要就是吸收资金向农村和农业流动,现在农村土地是僵尸资产、高风险资产、垃圾资产,没人去投资和信贷,只要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下,资金就进去了,像当年韩国一样。

吸收推动经济增长投放的货币。现在货币投放量都下降,只要你把土地改革一宣布,我估计大量货币吸收在没有价值的资产形成有价值的资产财富。所以,我觉得它对稳定货币还是有用的,而且它从无价值到有价值,不像在城里的房地产炒得翻天了,价值成泡沫。农村土地是一点泡沫没有。在注入货币保证和推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稳住币值,稳住金融体系。

对国有企业项目准入,信贷资金和土地这些要素的供给平等的话,也会带来速度,但是我估计这个难度比较大,如果把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提供平等市场竞争,一视同仁地获得各种要素,每年可获得大概1%的潜能。

最后,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发展空间,综合经济开发,建设中国北部国土新经济带。未来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少子化、老龄化的压力和风险最大;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出口比较优势的减弱因素;经济杠杆率,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货币的投放,人民币币值稳定等因素;在内需和增长速度方面给一个保证。这项工程做10到15年,每年可有2个百分点的增长潜能。

通过上述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未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国7.5%左右的增长速度,有很大的可能去实现。

最后实际是增加工业的需求和制造,挽救工业化提前结束,延长工业化的时间。完成城市化,实现农业就业比例下降的转型。在未来中长期中实现中高速增长。

争取速度有保证,币值不垂直下跌。因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巴西这些国家货币一贬值就进不去了,甚至从高收入国家门槛里跌出门槛外面。保证币值不垂直下跌,保证有速度,跨过人口收缩和老龄化等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平稳地进入高收入国家。

10月20日在新供给50人论坛2018年三季度会议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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