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

内容摘要: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墨西哥智利的人均GDP早已超过12000美元。截止2011年世界银行的归类,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4036-12476美元之间,智利显然已可以被认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经济学家认为的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主要表现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很多,而对于一个国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系统理论却很少。从既有的文献中,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表现:收入差距过大;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 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智利、巴西、阿根廷幸田必兽等)尤为普遍 。

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缠。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促进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

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 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严价格泡沫。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表退。

劳动力转移困难

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来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主要诱因

经济原因

1、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

2、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3、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4、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5、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社会原因

1、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

2、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3、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4、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

政治原因

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国际原因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制裁, 国际上话语权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成因分析

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已呈现出原有增长动力显著减弱的态势,如若应对不力在相当程度上将面临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后来被广泛引用。世界银行将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分为低、中、高3组,据其2010年8月的最新标准,低收入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1005美元或以下,中等收入为1006-12195美元,高收入为12276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标准中,又划分为“中等偏下收入”(996-3975美元)和“中等偏上收入”(3976-12276美元)。本文中的“中等收入陷阱”指“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迟迟未能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突破的过程。

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成本优势丧失,又不能实行持续的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无法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第一,制度体制变革滞后,形成“制度体制陷阱”。低收入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受益于全球化及低廉的人力和资源成本,社会制度不一定经历了与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变革。在这些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突破的过程中,旧的制度对生产力的禁锢作用越发突出,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二,贫富等几大差距并存,导致“社会危机陷阱”。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供应充足,多数工人仍然处在简单重复劳动阶段,工资水平较低,而这一时期资本积累速度相对较快,逐渐形成和拉大城乡、贫富差距。与此同时,落后的社会管理体制不能及时疏导和缓和社会矛盾,教育不平等造成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固化,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被无形阻断,进一步激化各阶层之间的冲突,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政局更替。

第三,技术创新滞后,形成“技术创新陷阱”。教育不公平的后果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进一步导致自主创新的缺乏和技术水平的落后,使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在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后,向高技术领域发展面临巨大困难。高技术产业具有提高居民收入、降低贫富差距的作用,因此,技术落后又间接导致消费力的不足,产业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也十分困难。

第四,高度依赖国外资金及市场,形成“国际收支失衡陷阱”。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进口替代”战略以及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出口导向”战略造成中等收入国家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的高度依赖性,容易陷入“国际收支失衡陷阱”。

第五,空气、地下水、土壤等受污染严重,形成“生态陷阱”。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及汽车大量进入家庭后所排放的大量尾气,加上农村地区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近年来我国城乡广大地区的空气、地下水、土壤等受污染日趋严重,如不能尽快扭转这一趋势,我国将逐步面临环境资源的“刚性约束”,经济社会将难以可持续健康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来自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劳动力在教育、培训、边干边学的过程中形成人力资本积累,而在物质资本投入过程中的研发活动形成发明和创新。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跨越“制度体制陷阱”。制度体制改革通过改善要素配置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为我国跨越“制度体制陷阱”指明了方向。户籍、社保等人口政策改革,解除了挟制人口流动的最后一道枷锁,劳动资源的配置效率将再次提高;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政策改革,能够促使资金利用效率提高,抑制高成本低收益产业的发展;土地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发挥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快农业现代化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能够再一次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

二是依靠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跨越“技术创新陷阱”。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的技术优势和竞争力,是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质量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源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都存在高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这要求从教育、培训等多层次投入以培育人力资本。

三是缩小社会差距,跨越“社会危机陷阱”。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进入中等国家水平后,主要的增长动力转为技术进步和居民消费。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将改变过度依赖于投资增长的传统方式,转向依赖消费需求的释放。收入、城乡、地区差距的扩大或长期持续,将对扩大消费形成明显的约束。因此,缩小社会差距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改进效应,缩小一个点的差距可能比增加许多点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有效。

四是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跨越“国际收支失衡陷阱”。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加快、自贸区放开资本账户的试点推进,我国将不可避免将更广泛和深入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场。

为降低外部冲击的影响,需要协调内外部经济发展,全面提升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平。努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的方式。在出口结构上,鼓励具有自有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控制资源型、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扩大新技术产品和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在进口结构上,优先进口国内发展必需的、重要的、紧缺的高新产品、高新设备、高新技术和具有战略性的资源,实现战略物质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方式的多样化和渠道的稳定化。

五是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同时,积极发挥财税金融工具的作用,促进跨越“生态陷阱”。除抓好制度建设和政府监管外,还应引入财税、金融工具,通过征收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和实施差别化的信贷政策,从供给端促进转变能源供给方式、工农业发展方式、交通出行方式和居民生活方式。

5应对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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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说道。

如何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习大大+”工作室发现,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出过一系列措施。其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他提及最多的措施。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接受外媒采访、在美出席欢迎宴会等多个场合,习近平都阐释了这一理念。他强调,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而且经济质量会不断提升。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习近平表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014年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他要求加快全面深化改革步伐,推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5年9月,习近平在访美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还指出,当下中国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倚重消费拉动。

“在制订‘十三五’规划时,党中央明确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曾发文分析,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识别“中等收入陷阱”,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走向高收入并实现共同富裕。他认为,“正是基于此,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五大发展的理念,既具有十分明确的目标导向,也具有十分务实的问题导向。”

“坚持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坚持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坚持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坚持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开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胡鞍钢强调,国务院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精心设计了“十三五”规划纲要,就是为了破解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走向高收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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